走进陪读高考 伴随高考崛地而起的陪读经济

学校附近的小广告

高三学生在晚自习

“高考第一是状元，采访、上报、挂横幅，第二即使只差两分也不会有人记住”

送小林来临川读高中，是张英夫妇在孩子上初中时就设计好的路。为此，他们拒绝了留在原籍读书2万元的物质奖励。

在学校王安石塑像前的广场上，几张大红色的“喜报”栏从去年立到今年，上面列出2016年每一位考上清华北大学生的名字，以及考上外省重点院校的学生名单。

校长王昱不喜欢把自己的学校和衡水中学这类“超级中学”比较，他认为这是“片面地看到我们高考成绩好”，他更喜欢和记者谈论学校这几年大力举办的文体特色活动。

“片面地追求升学率，肯定是不合适的，”校长王昱说，“但是有升学率是一所学校的荣耀，真不是犯罪。一个学校如果连升学都管不好，它绝对谈不上素质教育。”

这座小城，曾走出汤显祖、曾巩等历史名人，但是家长更津津乐道于一串数字：2016年，江西省理科状元出自临川一中，38名学生进入清华北大，而清华北大在江西省招生的名额仅有166个。每年高考成绩出来，这个数字都会被地方媒体大肆报道。

这场逆袭以2002年为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临川一中只是一所地方高中，四五千名学生以当地生源为主。2002年，抚州市成立了临川教育集团，将临川一中、临川二中和抚州一中三所学校纳入集团进行统一管理。据当时媒体报道，集团刚成立时，政府鼓励这几所中学面向全国招生，还成立专门的宣讲团四处扩大影响。2004年，12名学生考上了清华北大，随着名气的扩大，短短5年，包括复读生在内，临川一中已有11000人。

2016年考入清华大学的熊峰回忆，在他中考那年，县里前10名，都会接到临川一中打来的电话，提供免学费免房租的优惠政策。

在过去几年的临川一中，这些外地的优等生源往往会构成“喜报”上的主力军，在校长办公室里，一面墙壁的正中悬挂着一副牌匾——“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

“临川一中都是看清华北大，不看一本二本。不是说每个人都为了考清华北大，可每年都有好消息出来，人家就会说，这个学校真的很好。”一位陪读家长告诉记者。

招租也打着类似的名号。有的专门将“状元楼出租”几个字放大，在括号中写着“如果考上状元，租用费用全免”。有一户人家，在阳台的防盗窗上挂上一条巨大的红色横幅，庆祝租在这家的小孩考上了北大。

张英租住的楼房，就是2008年新校区搬迁时，当地农民建造的。房东小王说，“学校开始造，我们也开始造”。还没修好门前的水泥路，就已经有家长过来住，这几年租户从未中断过。“我们希望学生考得好，这样就有更多人来住。”

这里流传着许多故事，有的人在这里待了八年十年，只为了把3个孩子都送去大学；有的人辞了年薪几十万的工作，陪孩子最后一年；两位来自别处小县城的学校老师，在高三那年，母亲请假一年来这里陪孩子读书，父亲留在家乡的学校为妻子代了一年课。在很多人眼里，全家再大的事大不过高考。

带着3个孩子陪读8年，把大女儿送进北京大学的席雯，就是“妈妈帮”里活生生的例子。

2008年，席雯辞去广东一所小学教师一职，带着3个孩子迁往临川。她讲到陪大女儿时，晚上洗脚水都要打好，让她边写作业边泡脚。有人说她“你太惯孩子了，以后自理能力很差”。

“她读书那么累，我帮她做一点有什么关系。”席雯毫不在意地说。不过她马上举例说明，自己女儿上北京大学后，会做菜，回家还会帮她带弟弟妹妹，“很独立”。

杨金梅的小儿子还在临川一中读高一，她就来陪读了。去年夫妻俩关闭了在北京打拼了十几年的门窗店，丈夫去了福建泉州打工，因为“泉州到抚州有直达的高铁”，方便看孩子。

她还记得，两人送儿子回来读书的那天，她看到许多家长在这儿陪读，问儿子要不要留下来。儿子心疼他们放弃生意，说“不要了”。杨金梅坐在车里，“眼泪一路从江西流到了安徽”。那天，儿子躺在床上，用一本书蒙着脸，她猜测孩子也一定很舍不得。

最后她决定陪读，是因为不愿小儿子重蹈大儿子的“覆辙”。大儿子从小在外婆家养大，初中读完就出来打工，“走到弯路上”了。

但她最近嗅出了一些危险的信号。相比学习，儿子更喜欢打篮球，看到崭新的球衣，“眼睛都发亮了”。然而刚刚过去的期中考试，一向数学成绩优秀的他竟然考了不及格。

这样的成绩会错失“零班”。而进了“零班”，就相当于一只脚踏入重点大学的保险柜。

进入高二，40多个班级会被分为“零班”、A班和B班。“零班”的学生将享受最好的教师资源，“连学习资料都是免费的”，高考时，由学校安排车接车送。

一位父亲称根据自己的长期观察，“下课后，如果这个班教室门口几乎没有学生出来玩，那就是零班；如果出来的不多，就是A班，出来一堆人，那肯定是B班”。

“零班”不是用牌子挂出来，而是敲打在每个学生，甚至每个家长的心上。

一位临川一中走出的学生在网络上写道，“零班”老师喜欢说，“我们缺的是清华北大，武大厦大之类学校谁考上对我们不重要”“高考第一是状元，采访、上报、挂横幅，第二即使只差两分也不会有人记住”。

王芳菲的女儿不在“零班”，“有时候女儿回家会说，你们这些大人，早就把我们分成三六九等了。”但这位爱读龙应台作品的母亲安慰女儿，“你走完人生该走完的路，以后不会后悔就好。”

因为孩子没考好，杨金梅的丈夫着急地打长途电话过来，“儿子，难道我和你妈妈这样的选择是错误的吗？”重话一出口，他又有些后悔，偷偷打电话给老婆让她安慰一下儿子。

小林在文科“零班”就读，去年暑假，张英看到这块上重点大学的红榜，会和儿子开玩笑，“什么时候你的名字能写上去咯？”但是今年她从来不说这样的话，“不能给他太大的压力”。

“高三了，也该来了”

去年8月9日，是高三开学的日子，也是张英来到上顿渡镇的第一天。此前，专门雇了一位农村的亲戚照顾几个孩子，可“高三了，也该来了”。

许多的陪读家长都遵循这样的轨迹，“高三了，也该来了”。

王芳菲的女儿升入高三，打电话告诉她，“妈妈，无论如何您可能要支持我一下”。

“小孩的路还很长，万一她考到不理想的学校，有怨言怎么办。”一直奔忙于职场的她，从初中起就把孩子送到临川读书，自己在外地打拼。作出这个决定时，几乎没有人支持她。但一想到孩子的未来，她还是心软了。

在临川单独租了一间60平方米的小房子，王芳菲从十多年没怎么摸过的锅碗瓢盆开始，一点一点融入女儿的生活。

如今张英已经逐渐适应了这个镇子的节奏。

楼下牛奶店，即使顾客忘记带购物卡，老板娘也可以先赊着账；小超市里，零食种类不断更换，满足孩子多变的口味；步行20分钟的菜市场里，野生黄鳝60元一斤，她买起来毫不犹豫。

但在临川，她依然被打上“外地人”的标签，一次在菜市场买肉时，她和同行的陪读妈妈被不断挤到后面，朋友着急了，嚷道：“你们不能这样对我们，你们不还是靠我们这些外地人养活。”

进入高三最后一个学期，张英明显感觉到，“压力更大了”。

考试多了起来。摸底考、省联考、超级中学大联考、稳派名校联考、还有大大小小的月考……每次考完，就是孩子情绪的低谷期。

在饭桌上，3个孩子中一个耷拉着脑袋，沉默地扒着饭；一个摇摇头，把碗一推，说“吃不下，没食欲”。而性格外向的小林则会拍着桌子，大叫着“我要炸学校”。

张英开玩笑“吃饱了才有力气炸学校”，半哄半骗地让孩子们好好吃饭。

私下里，她专门拿个本子记录菜谱，68个菜样，前面打着勾的，是她暗自观察出受欢迎的菜，比如“排骨蒸芋头”“红烧带鱼”等。

夏天到了，她坚持要把菜烧得辣一点，“这样孩子们才有食欲”。“谈心？都不怎么谈，他们的压力已经够大了，” 张英抓起一把红辣椒，放进滚烫的油锅中，“家长只能每天尽琢磨吃的了”。

如今在清华大学读书的熊峰记忆深刻，高三快临近高考时，他有几次模拟考试没考好，“心里不太痛快”。晚上写完作业，他躺在被窝里玩手机，被母亲发现了。

不动声色的母亲，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边吃饭边淡淡地说，“快高考了，不能马上松下来”，并说自己的手机坏了，借你的手机用一下。熊峰立马交出了手机。

直到毕业之后，他才知道，那几日母亲虽然表面上没有表现出什么情绪，但是背地里十分担心，“整夜整夜睡不好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