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纪念馆大门。
西安事变纪念馆院内的三层砖木结构小楼。
原标题:西安事变纪念馆:历史在这里转折
在建国路69号门前,“张学良将军公馆”“西安事变纪念馆”两块牌子,悬挂在黑色铁栅栏门的两边。门外立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80多年前,这里发生的事件震惊世界,改变时局,历史在这里转折,成为结束国内战争、走向全面抗日的转折点。
■记者 闫珅/文 记者 郝钟毓/图
张学良曾在这里工作生活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走进院中,草木丰盈,三座由东向西排列的三层小楼十分别致。参观学习的游客人数不少,从讲解员的口中得知:这三座小楼均为西式风格建筑,它们的户型大体是一致的,两扇窗户高且窄,整栋建筑几乎没有屋檐,楼的南北两面中间部分向外突出,楼梯从中间向两侧环抱伸出,小楼的俯视形状呈“中”字形。你若驻足仔细观察,中间那座标注为B座的小楼,北边突出部分的屋顶采用了飞檐翘角、彩绘等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式样,较之其他,有所不同。
在西安事变纪念馆工作已有36年的研究馆员石八民向记者介绍,此院由当时西安颇具经济实力的西北通济信托公司修建,于1934年下半年开工,1935年夏秋间建成。有关历史图纸显示,张学良公馆呈长方形,占地面积11.567亩。
石八民说,为发动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国民党调东北军进入陕甘,并于1935年9月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常驻西安”。于是,张学良来到西安,租用了这座刚刚竣工的金家巷5号院,办宿合一,月租金约400银元。此后,人们便称这里为“张学良将军公馆”。
张学良当年工作生活都在西侧的小楼上。如今,小楼里面复原了他曾经居住过的卧室和办公室:西楼三层楼梯东面是个大套间,堂屋有办公桌、沙发、收音机、带着大喇叭的留声机等等;楼中部向外突出的部分为小餐厅;东面里屋为卧室。
张学良的思想在这里转变
三座小楼的北侧有一处青砖筑成的平房,曾是门卫室和警卫住室,现在作为展览室,“历史的转折——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展览正在展出。展览分为东西两个展厅,入口处可以租借电子讲解机,输入编码,便随着音频、图片以及实物,将你带回到那段极不平凡的历史之中……
当年初到陕西,张学良遵照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决心“剿共”。当时,侵华日军对华北步步紧逼,全国抗日呼声逐日高涨,加之中共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口号,赢得东北军将士的普遍赞扬,认为与红军作战“皆以如此的牺牲消耗,远不如抗日牺牲光荣”。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派代表在张学良、杨虎城之间进行沟通,经过努力,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始了日趋密切的合作。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同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经过中国共产党、张学良和杨虎城三者之间的多次沟通、会谈,到1936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成为三方的共识,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初步形成。
随后,张学良、杨虎城在积极做抗日准备工作的同时,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均遭拒绝。不仅如此,蒋介石还亲赴西安督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1936年12月9日,西安城内1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开枪打伤学生。学生群情激愤,冲出城去,准备前往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地请愿。
张学良赶到西安东郊十里铺劝阻学生。他为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深情地对学生们说,“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还要迫切”“请大家相信我,我无时不挂记抗日复土,我是要抗日的”“你们所提要求,我一定转呈蒋委员长,我代大家请愿”。还答应学生们在一星期内用事实回答他们的要求。
促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楼二层的东侧,一间约30平方米的会议室内,摆着一圈沙发,室内三面为玻璃大窗,空间显得很大。1936年12月11日,就是在这个会议室里,张学良向东北军宣布了临潼扣蒋行动。
张学良、杨虎城在杨虎城新城公馆设立了临时指挥部,张学良、杨虎城合署指挥临潼扣蒋和西安城内的行动。
西安事变爆发后,起初并没有出现如张学良、杨虎城预想的“除少数反动派外, 必成大快人心的事”的情形,也没有得到国际国内力量的响应和支持。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提出应抓住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努力将局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受张、杨之邀,直接参与并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到达西安,为了便于和中共代表随时交换意见,同时为了中共代表的安全,张学良将东楼全部安排给中共代表居住、办公。
在这里,周恩来与张学良在东楼三层一间不大的会客厅里进行会谈,交换意见,达成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共识。今天,在小楼的三楼会客厅中,呈现的是当年的场景,三面有窗,窗明几净,东西相对摆放着两个单人沙发。
12月18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三方进行会谈。张学良表示,拘留蒋委员长是为了停止内战的无奈选择,是为了逼蒋抗日;只要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释放他, 还拥护他为抗日领袖。周恩来首先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爱国热情和行动给予充分肯定,同意张学良的意见,同时又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阐明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提出应当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目的是要说服蒋委员长团结抗日。
12月23日上午,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会议室,进行了谈判。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主张。12月24日,在此会议室,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继续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
东楼三层楼梯东侧,为一敞开的20多平方米的大客厅,当时作为中共代表的餐厅,中间摆放着木桌和高腿圆木凳。周恩来等人一直居住在餐厅东侧的房间里。周恩来曾经居住和办公的房间里,仅摆放着一张单人床、一个半截柜等几样简单家具……
由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后被扣押,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出现不稳迹象。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定细致地开展工作,及时妥善地解决了一系列棘手问题。1937年2月4日晚上,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与留守西安的工作人员,迁出张学良公馆,住进设在七贤庄一号院的红军联络处,坚守西安,继续处理西安事变后的相关事宜。
石八民告诉记者,从1936年12月17日到1937年2月4日,这段时间正是西安事变何去何从,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的关键时期。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卓越的组织才能和不畏艰苦的工作精神,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7年3到4月间,东北军离开西安时退租了金家巷5号院。
1982年,张学良公馆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9月,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西安事变旧址管理处(筹备处),开始对张学良公馆进行调查、搬迁、维修。1986年12月6日,在西安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公馆对外开放。
石八民说,张学良将军公馆是西安事变酝酿、策划、发动及和平解决的重要见证地之一,它所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仍需我们去发掘,去研究,去宣传。
记者手记
红色地标是城市文化最直观的表现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张公馆内游人数量明显增加,今年“五一”期间,最高一日游客人数超过了4000人次,目前日均2000至3000人次是常态。
记者采访时,馆内的游客至少有300人:有国有企业员工在此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大学生支教团带领支教地的小学生进行红色研学游,有三五好友相约租用电子讲解机细品历史,还有老者在一幅作战地图前注目、思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第22届支教团团长薛章哲跟我聊了一些支教故事。他们带着洋县山区的孩子来古城西安接受红色教育,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和历史场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感受那段红色岁月。在讲解的过程中,支教老师让孩子们通过图文、视频等形式,详细了解的不仅有张学良将军公馆,还有新城黄楼、杨虎城止园别墅以及临潼的兵谏亭等红色地标。望着孩子们驻足观看资料图片,仔细聆听生动讲解的一个个小小的身影,不用言语形容,顿觉这场红色地标之行尤为值得。这些红色地标以其特有的建筑群体承载着历史故事,是历史的真实见证,是我们读懂西安独特的文化传承、性格气质、精神力量以及魅力所在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