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协议”只是隔靴搔痒？

“医生拒收红包”挨打，虽然违背常理是反常的事，但却符合社会潜规则而成为正常之事。

当红包绑架了人情

着眼社会大环境看，中国自古到今，都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种社会环境里，处理问题往往依靠的不是事实、公正与公平，而是人情、关系与金钱。马路上撞了车、打官司、就医、上学……只要办事，人们率先、不由自主所想到、所要做的，几乎都是拼关系、找门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公众的思维与心态势必“畸形”———正常的，如医生拒收红包， 则成了不正常的事；而不正常的，如医生收红包，反而成了正常之事。[详细]

“君子”可能变“小人”

君子与小人，在有些时候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后退一步，就是君子，往前迈一步，就可能瞬间变成小人，而决定这一步的往往是利益攸关的问题，诱惑一旦不可抗拒，君子便有变成小人的可能。肉不到嘴边，人们可以说不想吃;没有色诱，也都可以说“坐怀不乱”，可一旦肉到了嘴边，美女坐在怀里，结果便不确定。[详细]

这一纸协议真能撬动坚硬的红包吗？“红包病”问题由来已久，要治理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可谓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但是绝不能因此讳疾忌医。从表面看，红包呈现的是“不送不安”“不收不宁”这样一种不无反讽的社会病象，但在非送不可、非收不可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现实根源。 

首先，医患信任丞待重建。

不可否认，一段时间以来，各地不断发生医患纠纷，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砍伤医生等恶性刑事案件，令本已岌岌可危的医患互信关系雪上加霜：一方面，医生们苦叹权益没有保障，指责患者家属无理取闹；另一方面，患者质疑医院罔顾病人利益，对患者缺乏关怀和温情。由此导致的恶性循环，让患者及其家属、医生以及医院甚至全社会都成了受害者。[详细]

其次，正确评价医生的劳动价值

在市场环境下，作为医疗专家，如果他们提供更多的劳动价值，承担更高的医疗风险，在合法化的分配机制上却还在执行“大锅饭”的标准。普通医生诊疗费7元，教授诊疗费12元，中国医院的“特需门诊”的医生，不仅要坐“特需门诊”、“专家门诊”,还得坐“普通门诊”,一样的医生，收费却是不一样的。[详细]

试想，如果医疗资源配置合理，医疗资源不再为少数 医院所垄断，为了争取病人医生之间甚至互相竞争，患者还需要“意思”吗？

最根本的是平衡医疗资源供需矛盾

按微观经济学原理，如果需大于供，价格又因为管制不能涨，那么就得靠“排队”解决供需平衡问题。所以目前大医院里就是无穷无尽的排队。在这位市场派的职业投资人看来，“塞红包”是作为需求方的患者主动“加价”，恢复被管制扭曲的市场价格。[详细]

“红包协议书”的效力的产生需要前提。医疗中的红包现象，本来就不是桌面上的，而是桌子下面的，本来就不是纸面规则所能约束得了的，公众心里明白，管这个叫做潜规则。对潜规则说不，如果仅仅只是说不，那么对于潜规则更多的是掩耳盗铃而已。

以协议的形式，约束医患之间的红包行为，似乎是一种创新。毕竟，协议是白纸黑字写下的东西，它可能对一些患者和医生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但以为协议就可以理顺医患之间的关系，消除医患之间的红包，无疑也有些想当然，因为一份协议要想产生真正的效力，需要一些基本的前提。[详细]

国外如何避免医患冲突，博采众长

尽管医疗纠纷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世界性难题，但在发达国家，医生和患者间很少会出现极端暴力事件，双方都会理智地在法律框架内解决纠纷。这些国家之所以会有相对和谐的医患关系，可以说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宏观上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也不乏微观上对医患双方妥帖完善的自我保护机制，再辅之以细致入微的情感关怀，自然容易使双方相对心平气和。[详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身边的“医患情”

医患矛盾本来应是一个伪矛盾，医生帮助患者解除病痛，患者对医生报以感激之情，这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医患关系的主流，所谓悬壶济世、医者仁心，说的就是古人对医生的敬仰之情。好的关系，大家都愿意拥有。在好的关系中，大家都很享受。不管是病人，还是医生。[详细]

陕西医科专家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一个好医生，敢冒风险，1%的可能性也要挽救病人的生命，把救死扶伤放在第一位，但是在当今社会“医患”紧张状态下，医生和患者都是受伤者，30年前有个调查，人们希望选择的职业，医生排在前几位，现在就不同了，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愿做医生，我的很多老同学、朋友他们的孩子都不学医了，所以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法律政策保护医生的权益，让医生医德光明正大，医行天下。[详细]

陕西代表关注医患纠纷 均衡配置医疗资源

时下医患关系紧张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一些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认为，医患关系恶化的原因有很多，缓解医患纠纷还需多管齐下予以解决。代表们建议，缓解医患关系紧张问题，一方面医院要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建立起和谐的医患关系，另一方面，更需要从医疗体制机制等深处着手解决问题。[详细]

协议只是一种价值宣示，实现“红包协议”的红利，仍然有赖于医疗秩序的整体建构。不仅仅依医患双方“共同体”的主动参与，也需要卫生主管部门加大对医疗机构的投入，使医疗资源更充沛，逐渐满足患者对医疗的需求，强化对医疗机构的管理力度，规范操作规程，加强追责，给患者更多的知情权。当医疗市场由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或者至少脱离卖方市场的强势状态时，医患双方收送红包的行为就会自然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