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陕西：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他刀客出身的身份？这是否和他本人的性格有必然关系？
杨瀚：杨虎城早年革命经历，被称为刀客是当时社会的一种误传。在清末期，陕西潼关、华县一代出现一些打富济贫的民间个体侠客，他们身背一种陕西当地出产的砍刀。于是被当地百姓称为刀客。而杨虎城1893年11月26日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一个贫困农民的家庭，他自幼聪慧，但因家境贫寒只上过两年私塾。少年时就当了童工。16岁时其父亲被清廷杀害。1908年，在当地，他组织起济贫扶弱的“孝义会”。而后演变成对抗官府、为当地农民撑腰的农民组织“中秋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率领一百多名“中秋会”成员参加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被袁世凯篡权后，他退伍回乡务农。1914年夏，因见义勇为，打死了当地欺压百姓的恶霸而被官府追捕。于是他组织成立了农民武装“人民革命军”行“打富济贫”之事，试图改变社会，于是一些百姓也把他传为“刀客”。他性格沉稳内向，善于学习思考，与“刀客”无任何关联。
凤凰陕西：外界对于杨虎城将军的了解仍然局限在“二虎守长安”、西安事变等大事件上，杨虎城将军也曾谦称自己一生做过三件事，您怎样看待祖父的一生？
杨瀚：祖父说他一生做了三件事是从他作为追随孙中山先生，信仰三民主义角度来总结的。我对他的研究、了解后，要从民族与社会进步的角度说：祖父一生追求真理，极端热爱民族与国家。他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一生中对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贡献是策划发动了西安事变，从而结束了10年民族内部的残杀；为抗日民族团结奠定了基础；他以个人的自由与生命撼动的蒋介石独裁统治，扭转了中华民族所面临亡国灭种的时局。
凤凰陕西：1926年3月，为彻底消灭陕西的国民军，清除侧背之患。刘镇华在豫西纠集原“镇嵩军”旧部，以“打到西安去升官发财”为号召，组成了八个师，号称10万人的乌合之众，向西安进攻，由此有了“二虎守长安”，西安围城八个月，古都惨遭浩劫。“二虎守长安”之后，杨虎城为何会有“功满三秦，怨满三秦”之言？
杨瀚：二虎守长安，一方面是守住了西安，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对北伐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使西安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战争灾难，死伤和财产损失都是巨大的。杨虎城从心里觉得对不起三秦父老。
凤凰陕西：杨虎城作为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在“西安事变”中为促进国共合作、推动抗日而献身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您怎么理解祖父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其中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
杨瀚：杨虎城在1933年9月18日，提出了“摒绝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的政治纲领，此后他便不遗余力地去为之努力。西安事变的发动就是实现这个纲领的具体实施，是他说服了张学良和他一起发动了事变；事变中是他以两军的团结为重，努力维持了因张学良擅自赴南京而出现的西安方面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他始终坚守了政治道德，宁愿牺牲自己绝不向封建专制投降，不出卖一起发动的政治伙伴和朋友。
凤凰陕西：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临行前将苦心经营多年的西北军交给孙蔚如，并一再告诫：一定要牢记“兵谏”之初衷，一切以抗日大局为重。在抗日战争中，西北军在抗日战场上实现了杨虎城将军的抗日主张，他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他的西北军旧部？
杨瀚：杨虎城在事变后的9月22日便泣告全国：“尤祈我举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也从那时起，他对所部十七路军的教育训练全部纳入了以抗日为中心。从1931年到1936年，他对部队的讲话、训词必讲抗日问题；军事训练、演习全部以日军为敌方。由于杨虎城将军在日本游学期间认真考察和研究过日军的训练与战法，所以他对部队的训练有很大的实用性，为日后原十七路军在对日作战中创造辉煌战绩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和政治基础。 西安事变后十七路军分化了。但是当卢沟桥的炮声响起后，杨虎城将军的旧部在孙蔚如、冯钦哉等将领的率领下，先后奔赴抗日前线，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赵寿山、李兴中、武士敏、孔从洲、王俊、王劲哉等率部转战河北、山西、河南、湖北等抗日战场。战斗中，武士敏、王俊、石杰三等不惜以血肉之躯抗击日寇的飞机大炮，以数万官兵的伤亡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抗日壮歌。他们用鲜血与生命保卫了黄河，保卫了陕西。赵寿山、李兴中、武士敏将军率38军、96军、98军血战中条山，一度成为日军不可逾越的屏障，被日军称为“盲肠炎”；王劲哉将军率部在湖北创建了江汉抗日根据地，范围达6县20镇，与日寇周旋了6年之久。他们的英雄事迹感天地、泣鬼神，催人泪下。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捐躯赴国难，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杨虎城将军的旧部都始终坚持了为国为民、坚决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原则。被杨虎城将军培养起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始终凝聚着这些陕西军人。
凤凰陕西：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被迫出国考察期间，以及回国后被囚禁期间，为宣传抗日做了哪些工作？
杨瀚：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国，他在5个月的欧美考察中，足迹遍及12个国家。他认真汲取他国之长处和民族特点同时，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宣传抗日、宣传中国。他先后进行了几十次的讲演和报告，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赢得了广泛的支持。由于他的文化基础限制，他的思想大多只能通过他的讲话来表达。在这些没有旁人代笔，完全由杨虎城即席发表的讲演和报告中，处处表露着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对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的远见卓识。 1937年10月18日，他在马德里广播电台发表的讲话中谈到：“中国对日抗战乃一长期、艰苦的战争，中国人民以为非持久战不能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非民主不能持久战！”和在香港同济中学讲演中对日本的分析，都可以看出，他积极抗战的观点比出国前有了系统性的升华，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抗战思想。
凤凰陕西：因家境贫寒，杨虎城将军幼年只读过两年私塾，却格外重视教育、医疗与经济建设，这其中有什么故事？
杨瀚：杨虎城是农民出身，重农、亲农的观念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之中。他深知水是农业的命脉，所以主政伊始便将兴办水利列为了他政纲的第6条。并在主政不到一月时间内，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由海外侨胞支援建设的泾阳钓儿嘴水利工程拨款。杨虎城为了建设和发展陕西的水利，他聘请了李仪祉等一些水利专家，在靖国军水利规划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勘测、计算、研究，为陕西的水利建设制定了一个全面的规划。泾惠渠建成后，灌溉了55万亩农田，后经扩建，达到了近70万亩农田。泾惠渠第一期工程建成发水，仅用了15个月的时间。这在旧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渭惠渠是继泾惠渠建成之后，续建的第二个水利工程。在设计规划中还有梅惠、沂惠、胥惠、襄惠、汉惠等渠。在泾惠渠建成后百姓看到了效果，得到了实惠，因而上上下下的人，特别是广大农民都希望政府能把计划了的水利工程继续建设下去。不幸的是，就在1934年春季，洛惠渠刚刚开建之时，杨虎城已被免去了省主席之职，只担任西安绥靖主任，不能直接领导陕西的经济建设了。但他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改善陕西民众的生活，对水利建设依然热情不减，在水利建设经费不足时，不惜从自己掌握的军费中拨款补充，并从部队中调拨士兵参与工程建设。
凤凰陕西：您眼中的祖父是什么样子？能为我们描述下吗？
杨瀚：我出生于1954年，自己对于祖父的了解，主要来自书本、历史资料的研究和长辈口述。祖父杨虎城是一位被毛泽东誉为与岳飞、文天祥在历史上齐名的民族英雄。而我认为杨虎城比岳飞和文天祥在历史上更成功。岳飞、文天祥并没有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杨虎城是完成了自己对民族的贡献后才壮烈牺牲的。
凤凰陕西：赵寿山将军既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副总司令员，既是抗日名将，又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特别共产党员，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实属罕见。您认为是什么原因成就了这段传奇？特别党员具体指的是什么？
赵武原：我认为是祖父于国于民的赤诚之心成就了他的传奇。祖父因为受到恩师魏康侯影响，从小便立下“掮洋枪打洋鬼子”的报国志向。九一八事变后，祖父就对蒋介石对外不抵抗、对内进行反共内战的行为深为不满，开始举办干部训练班，培训抗日骨干，准备开赴前线抗日救国。 西安事变前夕，祖父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书籍，思想出现质的转变，开始“倾向中共”，向杨虎城将军上了“抗日建议书”，力求一致抗日，后来又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卢沟桥事变第二天，第一个站出来请缨抗战，他带领十七师和三十八军先后经历了保定抗战、娘子关抗战、晋东南抗战、中条山抗战、广武抗战等。蒋介石称他为“抗战第一功”，娘子关前线总指挥黄绍竑称他为“河北真正抗战的两个半人之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称他为“中条山的铁柱子”，毛泽东称他为“统一战线的典范”。 祖父既坚持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又配合共产党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突出贡献，与红军领导人彭德怀、任弼时等交往密切，而且毛主席特批他为中共特别党员，可以说正是为国为民的这份心成就了他的传奇人生。 说起特别党员，我要纠正一下，近年来有些媒体错写为“特殊党员”这是不准确的。祖父成为特别党员，是指他担任特别工作任务，身份不宜对外公布，即使在党内，也鲜有人知。祖父是1942年由毛主席直接批准加入中共，有特别党员身份的还有叶挺、邹韬奋等。
凤凰陕西：提到赵寿山将军就不得不说几个称号：“白发将军”“血花剧团”以及“大红鼻子将军”，这背后都有哪些故事？
赵武原：“白发将军”是祖父打雪花山、乏驴岭战斗时一夜白头。祖父带领十七师死守雪花山十余昼夜咬着牙不要援军，但短短十来天，十七师13000人打得只剩下2000来，很惨烈，牺牲很大，祖父头发、胡子都急白了，那一年他43岁，尽管是败了，但陕军在雪花山打出了勇猛的气概。祖父痛定思痛，在十七师成立了一个剧团，以“血（雪）花”命名剧团，其意是“想起娘子关，抗日怕流血，何必出潼关”。这就是“血花剧团”的由来。 至于“大红鼻子将军”就是说祖父的外形了。祖父身形高大，190有余，鼻子很大很红。60年代，祖父带我去天津看病，公路沿途挂有“外国人未经允许不得入内”的警示牌，当他的轿车行驶检查站前时，被执勤哨兵举旗拦下，随车的工作人员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而他却一边摘下自己佩戴的墨镜，一边笑着用浓厚的陕西话幽默说道：“哈（坏）咧，娃们把我当成大鼻子（外国人）了。”
凤凰陕西：有人说赵寿山将军是“西安事变”的第一发起人，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夜，他就被任命为城内行动总指挥，部署“捉蒋”行动，对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赵武原：西安事变前夕，祖父就主张一致对外。据祖父回忆，在事变爆发前期，他与杨虎城将军有这样的对话： 祖父：“是否可以考虑，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 杨虎城将军： “天大的事，我们敢干？” 祖父： “只要你把当年打李贞的精神拿出来，（李贞是蒲城县的大恶霸，杨在青年时把李击毙），就敢干！” 杨虎城将军： “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绝对不能对其他任何人讲。” 当时看起来，杨虎城将军并不反对祖父的提议，其实他当时对形势和他自己以及十七路军的出路问题已经心中有些底了，只是由于他处事慎重，事又机密，事先不会向别人讲。之后，他便叫祖父回到西安，开始筹办训练班，训练全军团、营、连三级干部，直至西安事变爆发。 西安事变中，祖父先后担任十七路军军事行动总指挥、省会公安局长、渭北警备司令以及十七师师长，成为杨虎城将军的左膀右臂。
凤凰陕西：赵寿山将军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为什么会冒杀头风险、放下“百万之富”的生活，两次请求加入当时正处于低潮阶段的共产党？很多人都在质疑他的真正动机。
赵武原：那个时候，连国民党特务都质疑祖父的意图，蒋介石更直呼不可能，他图什么？图升官发财还是传宗接代？放着富裕悠闲的日子不过，非要自讨苦吃？当时红军完全处于“星星之火”的低潮阶段，祖父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却主动帮助红军，还把他唯一的一双儿女、儿媳等八人，一个不留，统统送往延安红大、抗大学习，他这一行为被很多人当作心血来潮。 现在来看，我想那时的祖父应该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中的鸿鹄吧，如果他没有认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这条真理，就绝对不可能宁可掉脑袋，也要破釜沉舟、坚定不移跟共产党走。
凤凰陕西：您眼中的祖父是什么样的人？描述一下他在您心中的样子。
赵武原：精忠为国家，豪气塞苍穹，为国为民经百战，何惜官禄当土抛，他是我们世世代代的楷模，于国于民敢问心。他刚直不阿，心存善念，一身正气，他心存的都是为民为国的大爱。有几件事我非常感动，1942年，河南大旱，饿殍遍野，祖父卖掉自家良田，赈济灾民，并收容一百多名孤儿成立儿童连，自己出资恢复学校，当地人自发立下“惠我后生”石碑一块。 前几年，我重走祖父抗战路，发现村民至今仍在保护赵寿山军长的抗战旧居，并且年年祭典，我又震惊又感动，非常感谢那些村民还记得当年那个寿山将军。 去年，是祖父诞辰120周年，我回忆起祖父常说的一句话：“要防微杜渐，不贪不占，迈好人生每一步。吃亏把人吃不死，而占便宜却能把人占死。”
凤凰陕西：有人说抗日战争时孙蔚如与共产党关系十分微妙，评价其为“内红外灰”、“共产党最真诚的朋友”，在那段历史时期，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
孙存华 孙存京：我认为“内红外灰”是父亲的处事智慧。他在心里是保护、尊重共产党的，但面对日军对中国大地的践踏以及自己所处的环境、自身地位，不得不在表面对共产党保持距离。比如他指挥的二三二师起义，不仅他自己不为老蒋剿共卖力，还指示部下反蒋投共，他一直是这样的态度：行为上从未反共剿共，反而是联共助共的，这就是“内红外灰”的表现。 同时他也被称为：“共产党真诚的朋友”，他遵循不倾党原则，一不危害革命，二要保护共产党。有一个事例：皖北暴动，由于叛徒告密，交出了在杨部的共产党员名单，蒋介石命令镇压，父亲命令孔从洲将暴露的数十名共产党人以“遣送编余军官”的名义开了护照，发了路费护送出境，应付了蒋介石的“清党”。父亲严厉斥责反动派杀害共产党的行为，说这是“损伤国家元气，十分可恨。”
凤凰陕西：孙蔚如将军被称为“儒将”，初衷是以“实业救国”，什么原因促使他投笔从戎，走上革命道路？
孙存华 孙存京：父亲出生的年代正当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国家民族陷入灾难之时。他出生在“耕读传家”的书香门第，从小受到儒家教育，熟习经史，饱揽群书，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 后来逐渐了解了辛亥革命的相关事，信仰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学说，同时看到袁世凯窃国，北洋军阀拨乱，立下救国救民的大志，决心跟随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献身民主革命事业。 自此，他弃笔从戎，加入了于右任组织领导的陕西靖国军，与北洋军阀奋战五年，之后陕西靖国军改编，追随杨虎城部，响应国共合作、国民革命的号召，参加了坚守西安、出关北伐、豫东大战、胶东剿匪、守备南阳、进军关中的重大战役，帮助杨虎城将军发展队伍，使杨部发展壮大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成为闻名全国的劲旅“西北军”，他率领的十七师是杨部的中坚力量，南征北战，彻底走上革命道路，早年他读的书积累的知识，对于他在战略战术的定制上起了很大作用。
凤凰陕西：孙蔚如将军是第一个为抗日与中共达成互不侵犯、共赴国难协定的国民军将领，有史学家把这一事件称为“西安事变”的序曲，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孙存华 孙存京：据我了解，1933年，蒋介石把三十八军调往汉中，令其与川军合围红四方面军，蒋介石对外奉行不抵抗主义，致使东北全境沦陷。父亲非常担忧，并且已经认识到红军是他需要联合的能够一致抗日的革命力量，自此，父亲与红四方面军暗中沟通联络、谈判。5月12日，在杨虎城的支持下，他致信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停战议和，共赴国难，一致抗日。”并以参谋武志平为特使赴川北与红四方面军联络达11次之多，最终，双方达成四点秘密协定：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在陕军前沿阵地设立联络站；红军可用隐蔽方式来汉中采购日用品；陕军馈赠一些药品和军用地图表示诚意。 这项协定称为“汉中密约”或“巴山协定”，是中国抗战史上国共两支武装第一个共同御侮协定，父亲由此成为第一个为抗日与中共达成互不侵犯共赴国难协定的国民党将军。 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召父亲回西安，将扣蒋以实行兵谏决定告知他，他坚决拥护并表示：“要干，就干到底！”当正式行动时，他在西安绥靖公署内协助杨虎城、张学良掌控全局，并且担任西安戒严司令、军事顾问团召集人，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做出贡献。
凤凰陕西：在今年8月初，你们将孙蔚如将军的手稿无偿捐献给了陕西省图书馆，这么做的初衷是什么？
孙存华 孙存京：父亲尽管一生戎马、驰骋疆场，但仍用书法诗作记录下了战争的艰苦卓绝，他不但战功赫赫，而且文化底蕴深厚，我们将父亲手稿捐赠给省图，一方面是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缅怀先父和当年英勇杀敌牺牲的两万多名三秦将士，另一方面，也希望给一些研究学者或者对抗战历史感兴趣的人提供最真实的历史资料，激发后人的爱国热情和对和平的珍视。 此次无偿捐赠的《孙蔚如将军手稿》包括《第四集团军抗日战争概略》、《回忆录（民国卅一年写）》、《诗词手稿》、《孙蔚如先生日记（1961年5月等）》等多部文稿，都是父亲亲手所作，从这里会了解到一个更完整的孙蔚如将军。
凤凰陕西：您眼中的父亲是什么样子？
孙存华 孙存京：我们眼中的父亲就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他低调、内敛、与世无争，他的为人处事也深深影响着我们子孙后代。 他是一名孝子。当年，他率领三秦子弟前往山西前线杀敌时，易俗社曾召开欢送演出大会，会前五分钟，孙将军才匆匆赶来。原来，他先赶回老家豁口给老母亲道别去了。他见到白发苍苍的老娘，扑通一声双膝跪倒，给母亲重重磕了个头，哽咽道：“妈，儿不孝！”老母扶起他说：“我知道，你过河前会回来看我的。”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等抗战胜利后，能解甲归田，回老家照顾老母，但还没等到那天，老母亲就去世了。 他是一名慈父。他帅军打仗，屡屡立功，但他对子女没有一声呵斥，更没有打骂。他对孩子的教育也很特别，在唯一一个休息日，要求我们下地干活，打扫卫生，种菜翻土，时刻提醒我们要勤俭节约，淡然处事，不稿特殊化。他常常把“俭”字和一个“淡”字挂在嘴边，要求我们“生活向平下中农看齐，工作要向工人看齐”。 他是一名了不起的人。他和善待人，宽厚包容，不争不抢，回老家时车子要停在村外，自己步行进村，对每一位认识不认识的村民打招呼、说话，自己的衣服缝缝补补，打着补丁，被人称为“乞丐将军”。
凤凰陕西：冯钦哉的“敢怒敢言”是有证可寻的。他幼年时就曾一怒之下，将庙里佛像的琉璃珠眼睛抠出来，弄得全家惶惶不安，不得不将其撵出家门。“九一八”事变后，冯力主抗日，曾因是否出省打仗呛声蒋介石，与杨虎城、张学良更是直言不讳，但同时他喜欢书法、酷爱陕西秦腔、创办“镛民社”剧团。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性格，对冯钦哉将军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
冯寄宁：爷爷确实“很冲”，这种直言不讳的性格很容易得罪人。比如抗日战争中，蒋介石问他平甘（攻占甘肃）情况，他在回答末了带了一句：“打下来也是丢人！”蒋不解，他却直杠杠地说出了别的将领不敢在委员长面前讲的话：“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东北，你不开兵打日本人，反而打甘肃的老百姓。”蒋虽觉刺耳，但也没有发作。 但同时爷爷是重义气的。他跟杨虎城将军在军中相识一见如故，杨虎城经常请他喝酒，他不好意思，也就回请杨虎城，饮酒中杨虎城问他：“革命成功后干什么？他答曰：“革命成功，天下太平，不需要军队了，去做个生意，当个大掌柜就行了。“杨虎城说要当个大将军，他回言：”你当司令，我当营长就行，要进攻，我打先锋，要后退，我当后卫，遇军事上的事咱俩多商量，我辅佐你这个大将军。”据相关书籍记载，西安事变后，冯钦哉得知杨虎城部军法处长张逸中策动冯部原团长景子勤刺杀冯钦哉（景子勤因在南山与红军作战时强奸妇女，冯钦哉要将其枪毙，别人劝说：景子勤是高级干部应报杨虎城处置，景子勤被杨虎城免了团长职后对冯钦哉怀恨在心），同时动员冯部邢海亭团反革从朝邑进攻大荔时，他竟然嚎啕大哭。 爷爷生活也很简朴。我们家来客吃饭都在外面饭馆请，家里经常都是淹两缸酸菜換着吃，平常就是面条、馒头、米汤，他喜食生菜，吃面条时，下调料必按油盐醬醋顺序调之。1947年我毌亲嫁到我家后嫌整天酸菜、面条、馒头、米汤吃的太简单连个青菜也没有，由于我妈是南方人，结婚后因为这个还跑回南京娘家。 除此之外，他还信迷信阴阳术。 1937年抗战爆发，他率部从娘子关撤退至东峪，军部设西岭庄，村上院倪家的大门开得有毛病，他就给改了朝向，村民对他印象不错，称“冯军长”。这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
凤凰陕西：冯钦哉西安事变前为十七路军第七军军长兼四十二师师长，驻防陕西大荔。西安事变爆发后不到三天，冯钦哉首先倒杨投蒋，落得“叛徒之名”，不少后来之人更是添油加醋描述各种版本“冯钦哉部叛杨经过”，更有评论说：“作为八拜之交的异姓兄长冯钦哉是最先在杨虎城心窝插上一刀的人。”面对争议，作为冯钦哉将军的孙子您的态度是什么？
冯寄宁：1936年张杨虎城张学良发动西安亊变，冯钦哉认为：张学良抗日是“嘴头子抗日，其实另有目的”，所以坚决反对西安亊变。 事情是这样的，1933年春，日军侵占了热河，南攻长城，中国驻军奋起抗战，冯钦哉请缨北上。4月下旬，他奉命率第四十二师东出潼关，开赴北平以北顺义、怀柔地区抗日，归北平行营主任何应钦指挥。何应钦安排冯钦哉部支援傅作义部，5月中旬，冯钦哉带领先到的一旅部队赶到密云、怀柔与付作义部取得联系，并与日军接火。据冯钦哉在1961年回忆，当时一到阵地傳作义指着天上的日军飞机和阵地前日军的坦克车说：“这些都是张学良前年留给日本人的。冯钦哉当时说：“真是羞了先人咧！日本人把你爸都炸死了，一万日本人把十几万東北军赶出了沈阳，还把飞机大炮留给日本人又用来禍害中国人。唉、亏人咧！”所以他坚决反对西安事变。 我现在能做的只有收集资料、证据，尽可能的还原历史，评价就交给后人来做。就像当年电视剧《西安事变》，恶意编造冯钦哉炸毁煤矿、行贿钱大钧、随手枪杀少将江天正等情节，对冯钦哉名誉权造成严重侵犯，我一纸诉状将其告上法庭，扭转了一些舆论，这一民亊诉讼事件还入选当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考试的民事维权20个经典案例之一，所以历史是一面镜子，任何历史人物功与过都应该由后人评价。
凤凰陕西：早在1934年，时任陕西政府常委的冯钦哉就提出第二年清明节要公祭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陵，获得一致同意，并确定清明节为“民族扫墓节”，岁岁举行仪式。公祭黄帝陵的传统沿袭至今，如今也是海峡两岸的祭祀必行之事，公祭黄帝陵是怎样被提起的？这对民族团结有何现实意义？
冯寄宁：1933年5月，爷爷冯钦哉亲率部队至北平怀柔一线抵抗日军，不久就签订了停战协议，1934年初回防陕西，驻军陕西中部。国民政府竭力开发西北，爷爷响应政府号召，首先命令部队修筑咸榆汽车路三原至洛川段。在筑路过程中看到桥山陵路山道逶迤满途荆棘通行不便，顺便让部队将桥山皇陵道路一并修筑。 桥山陵道修筑竣工后，124旅旅长武士敏巡视检查乔山陵道时留下墨宝“桥陵圣境”四个大字。之后，爷爷便提议第二年清明节要公祭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陵，获得一致同意。时至今日，海峡两岸还一同祭祀，说明这是对我们中华民族始祖的尊重还有信仰。
凤凰陕西：在一个历史时期，公众对冯钦哉将军有着一定的“误解”，包括网络舆论也是一边倒的趋势，作为后代，这对您的生活有何影响？
冯寄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确实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影响，对我而言，当时在我们头上的3座大山就是“军阀、地主、资本家”。现在好了，时代有了更多的宽容性，我也已经退休，孩子们也都正常工作，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在发展。
凤凰陕西：作为将军后代，您眼中的祖父是什么样的人？
冯寄宁：爷爷是个正直的人，不拐弯抹角，爱打仗爱经商不喜当官，他是陕西最早房地产开发商，成立了通济信托股份公司。 北平和平解放后，共产党多次派人征求冯钦哉的意见，以便安排适当工作，他都加以拒绝：“政府给我发了《解放证》《市民证》，我是求仁得仁，志满意足了。决对不求做官，愿当老百姓。”邓宝珊、南汉辰等熟人再三动员，他也不从，说：“就是把我枪毙了，也不作官，我要作傅青主(按：即傅山，明未清初人，书画均有盛名，明亡后居家住土穴，拒不出官，甚至以死拒之，借以明志)。老百姓是国家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奴仆，我要当主人，不当奴仆。” 由于冯钦哉“归而不顺”，为了压压冯钦哉的气焰，公安局派人以查毒品的名由搜查冯钦哉住宅，没有发现毒品，在一间房子里发现一个锁着的箱子，让冯钦哉打开，冯说是其卫兵狗娃的箱子，狗娃和几个在冯钦哉家前院住的警卫（警卫团一个班），听说觧放军包围了警卫团缴了枪，因不愿接受解放军改编出走了)。 搜查人员打开箱子内有几把手枪,因此说冯钦哉私藏枪支，关到监狱,后经傅作义，邓宝珊等人活动放了出来。我父亲冯希勃事后到北京去傅作义家问情况,傅对我父亲说：“人家说了、你爸太嚣张，以查毒品去搜查是为了压一下你爸的气焰，没想到搜出手枪。回去劝你爸不要太犟了，人在屋沿下、不得不低头”,我爸把付先生的话告诉爷爷冯钦哉，我爷爷说：“我没在屋沿下，我在野地里站着呢？”他就是这样一个说一不二的人。 还有一件事，1936年，冯玉祥组织领导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打击日伪军。何应钦命令冯钦哉围攻抗日同盟军，冯钦哉赴北平见何应钦，表明自己的态度说：“冯总司令原是我的长官，我又是他的旧部，那有下级打上级的，不能打；他姓冯，我也姓冯，三百年前是一家，虽然不是本家也不能打；冯总司令打的是日伪军，他抗日，我也觉得光荣，要是打他，会挨全国人民骂呢！更不能去打。”其后，何应钦再没有命令冯钦哉部参加围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亊后、冯钦哉又带着武士敏慰问抗日同盟军，给冯玉祥说了与何应钦的“三不能打”对话，冯玉祥听了大笑。冯钦哉问冯玉祥还需要什么？冯玉祥说：你的违抗命令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援了，什么都不要。
凤凰陕西：您父亲张灵甫早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后投笔从戎前往开封投军，同年又考入黄埔军校，这段经历背后都有哪些故事？
张居礼：这和我父亲的性格有关，他酷爱历史文学，仰慕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的正气，喜欢读辛弃疾、陆游的爱国诗篇，同时还特别喜欢看《三国》。他在北京大学只上了一年多时间，正是军阀混战的年代，列强入侵、民不聊生。在参加当时的学生运动时，深感作为一介书生软弱无力救国无望，“列强入侵，男儿当力挽狂澜，砥柱中流，措国家于磐石之安，凳斯民于衽席之上。”这句话就是当年父亲在长安中学的集会上说的，而后才和同学一起去河南开封胡景翼的部队投的军。 有人说我父亲在北大不上学投军是因为出不起学费，这是不对的。因为当时我们家条件还可以，按关中人的性格，都崇尚读书，绝对不会浪费这么好的机会。他学习很好、天赋也很高，即使家里没钱，我伯父也会支持他上学。说来也巧，后来于右任应邀在胡景翼军中演讲，和我父亲相遇，知道了他的志向，经于老引荐，于是去广州报考了黄埔军校，在1925年秋正式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
凤凰陕西：张灵甫将军在历史上一直是位饱受争议的人物，很多人对他的了解仅来自影视剧、文学作品等方面，您作为他的长子，对此有怎样的看法？
张居礼：我是在西安事变的那一年出生的，我的童年在八年抗战中度过，当我刚懂事的时候母亲就告诉我，你爸到前线打鬼子去了，他说不消灭鬼子就誓不回家。他经常会给我母亲写信回来，其中有一封是这样说的：“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无暇顾家，权当已死，请妻见谅。”他是一个有志向的人，八年抗战，打了不少漂亮的仗，身上也是伤痕累累，确实是一个英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历史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有争议也属于正常。也许有人认为我父亲是一个反动份子，其实这是信仰所致，我父亲信奉的是三民主义，而且很虔诚，如果一个人反反复复地改变信仰，他还有什么气节？所以从军人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军人。 从影视剧和文学作品来说，可能艺术加工的成分要多一些，比如说父亲是被击毙的，这并不符合事实。我父亲是和他的一部分部下集体自杀的，陈毅与我父亲亦师亦友，当时提出的“活捉张灵甫”其实质就是要避免伤我父亲性命。孟良崮战役结束后，陈毅命令给张灵甫置棺掩埋，这就是一种英雄相惜之情。不过现在的影视剧中终于承认我父亲是自杀的这一事实，这是一个尊重历史的做法，我也感到很欣慰。 争议无可厚非，但要尊重历史事实，让过去成为历史，功过是非，让史家去评判。如果把太多精力用在争论上就没有太大意义，无谓的争论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团结上、发展上，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
凤凰陕西：2005年，在纪念抗战六十周年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为张灵甫将军颁发了抗日纪念章，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张居礼：我的父亲是千百万抗日战士中的一个，是抗日勇士中的一员，八年抗战，他们舍生忘死，奋勇杀敌，居功不骄，遇难不退。不论现在身处何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功臣。他们的抗战事迹充分说明，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个不可侮辱的民族，是一个善于团结的民族，是一个不可战胜的民族。 从解放到现在，政府对我父亲在抗日战争中所做的贡献一直持肯定的态度，2005年不仅我作为张灵甫家属领到了抗日纪念章，王玉龄妈和我弟弟（张道宇）在北京也领到了纪念章，政府对于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做出贡献的肯定，让我们由衷的高兴，历史已经给了父亲张灵甫一个公正的答案。
凤凰陕西：张灵甫将军在战场上的作战风格以悍勇著称，崇尚武德，有人说这在当时国民军中属于特立独行的“不合群”式的人物，您怎样理解这种说法？
张居礼：借用我弟弟（张道宇）的话阐述一下我的看法，“孙子兵法曰：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个人粗浅认为，先父以奇兵攻张古山，此其智；读军人不宜出国养病公告，立刻束装回国，此其信；为官兵改善伙食，爱护年幼官兵，此其仁；于战场上身在前线，亲临指挥，此其勇；长年所在第七十四军官兵军纪良好，守必固，攻必克，此其严。” 父亲毕生仰慕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以军人武德为标竿自勉，人非圣贤，虽不能尽善尽美，但其努力过程，可谓不怠。同时父亲勤兵治学，精研历史，善于总结作战经验，曾著有《遭遇战研究》、《山地作战之研究》、《日军作战心理分析》、《在劣势装备上如何实施河川战》、《伪装要领及吴起评论》、《我之带兵的经验》等。在淞沪会战时，他带的是新组编的305团，大部分战士是未经训练就走向抗日战场的爱国热血青年，在动员讲话中父亲说：“作战时须步步求生，而存心必时时可死，盖有光荣战死之决心，乃能作绝处逢生之奋斗。”陕西男儿的血性可见一斑。
凤凰陕西：作为张灵甫将军的长子，您所见到的父亲是什么样子？能为我们描述下吗？
张居礼：抗战胜利时，我已经上小学了，父亲从战场回来，首先会去拜访长辈与村里的乡亲，拉家常、聊收成。在家很喜欢唱秦腔，没事的时候也唱《满江红》等一些古诗词，而且从来不抽烟、不喝酒，在家里更像是一个书生，经常会鼓励周围的青少年努力学习，以图报国。在我眼里，父亲是一个有民族血性的人，是一个在抗战中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的人，也是一个让我尊敬的人。我对我爸敬佩，我对那些在战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的战士更敬佩，八年抗战，留下的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抗战精神！
凤凰陕西：孔从洲将军出生于西安灞桥，少年时期一直生活在家乡，17岁时远赴陕北从军，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出从军这一决定的？为何又选择了当时远在陕北的杨虎城部?这其中都有哪些故事？
孔淑静：我父亲是西安灞桥上桥梓口人，小时候家境贫困，上学时买不起饭，吃的是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玉米面馍，学校传达室工友同情他，把煮面的面汤打给他就馍吃，有个地主娃经常欺负他，把他的面汤打倒，当时父亲气愤而无奈。后来家里的地也被人侵占，打官司没钱也打不赢，让他失去了读书的经济支持，不得不辍学回家。不公的世道使他有了从军的打算，想找一个劫富济贫的军队施展抱负，同时要办一所学校，让穷孩子也上的起学，这些都成了父亲从军最直接的动力。 还在上学的时候，父亲就听说过杨虎城将军和他部队的故事，在他听闻的传说中，杨虎城是一位劫富济贫的豪杰，他的部队是为贫苦人民做主的武装。父亲17岁的时候，杨虎城派往西安招学兵的人正好是他同村的孙虎，经他介绍父亲下定决心要去陕北安边投考杨虎城的安边教导队。从老家到安边教导队路程逾千里，一路上非常艰辛，在过泾河时，由于水流湍急，差点淹死，幸被岸边一个农民救起。途中还要经过沙漠河泽等险要地带，但是一路上父亲的信念都很坚定，与他一起来的人有十几个，最终只有他一个人靠双腿长途跋涉坚持了下来，忍饥挨饿，边走边干活，到达安边时他已是衣衫残破、形同乞丐。就这样，在安边教导队，父亲开始了他60余年的军旅生涯。
凤凰陕西：在西北军的日子里，孔从洲是杨虎城将军的得力爱将，他打响了西安事变的第一枪，为实现历史性转折作出了卓著的贡献。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您的父亲孔从洲时任西安城防司令，是他打响了西安事变的第一枪，这背后还有哪些故事？
孔淑静：在西安事变前，父亲就被杨虎城将军任命为十七路军警备二旅少将旅长，兼任西安城防司令，目的就是要让他为发动西安事变出力。杨虎城非常信任父亲，西安事变的计划他第一个告诉的就是他。张、杨在行动计划中命令他解除西安城内军、警、宪、特武装，控制西郊机场和火车站，保障西安城内的秩序，扣留西京招待所所驻的国民党军政要员。 12月12日凌晨，父亲接到命令发出两枚信号弹，打响了“西安事变”的第一枪，并用最短的时间出色的完成了对城中蒋介石嫡系卫队与特务组织武装的解除任务。 西安事变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期间父亲作为西安城防司令负责保护杨虎城将军和中共代表团的安全，出色的完成了任务，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保障，正像几十年后周恩来总理所赞许的那样：“孔从洲在西安事变中立了大功！”
凤凰陕西：孔从洲将军的威名起自西安事变，成于抗战沙场，他参加了永济战役等大小十余次战斗，并以足智多谋、敢于拼杀著称。在抗日战争中，孔从洲将军和他的西北军部队与日寇浴血奋战，您通过父辈的口述和了解，有哪些事情让你难忘？
孔淑静：抗战爆发时，父亲是孙蔚如将军领导下的独立46旅旅长，在1938年奉命东渡黄河，坚守永济。父亲曾经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永济之战是我旅和日军初次交手，也是第一次与拥有大量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敌人作战，我以四五百人的代价，伤敌千余，首战告捷。” 我也从小就听父亲讲抗战故事，印象最深的是中条山“六六”战役，“六六”战役持续了20多天。父亲和他的独立46旅与96军军部及所属师、旅共数万人，被日军包围在平陆旧城附近一片狭窄的沟底。父亲当时就给96军军长李兴中建议：我军现在三面受敌，一面临河，十分危急。北边虽有敌人，但较空虚。若出其不意，向北突围，既能直插敌后，又可将敌引开，为兄弟部队向东突围创造条件。当晚，父亲就组织了19名陕西冷娃组成敢死队在前面突围，直插敌后。当时正是半夜，这群被日军困住的陕西冷娃，一腔怒火猛扑敌后，而敌营正沉浸在睡梦之中，只有几名伪军放哨，当即被我敢死队击毙。父亲带大部队紧随其后，经过激烈战斗，歼灭了日军两个炮兵中队和后方医院，与日军的这场仗，我方可谓不漏一人一马，每每讲到此处，他总会开心的大笑起来。 独立46旅成功突围，其他部队也发起突袭，日军被迫退出中条山。几天后，父亲带独立46旅与38军会合。军长赵寿山将军一见父亲，就高兴地用拳头击打着他的肩膀：“好你个小个子，真成了常山赵子龙了！诸葛亮的话，各部俱有伤亡，独子龙不失一人一骑！”正好被用在此处，父亲那一年33岁。 “六六”战役后，当地群众因为父亲部队的勇猛胜利，编了首歌谣广为传唱。后来为纪念“六六”战役，我去当地走访时，还有会唱的：“六六大事变，鬼子兵三万，九路来进犯，犯我中条山。陕军孔旅长，指挥真漂亮，东车村消灭炮兵团，光辉实可赞！孔旅长的功劳从此天下传。”在中条山抗日前线，在孙蔚如、赵寿山将军麾下，父亲所率独立46旅在中条山抗击日寇的英勇故事至今在山西一带声名远扬。 从中条山换防后，父亲升任新编三十五师师长，驻守黄河河防，与日军对垒于河南境内霸王、汉王两城两年之久，使得装备优于自己的日军未能前进一步。在后来的中原战役中，几十万国民党嫡系部队望风而逃，而担任殿后任务的新编三十五师却率部与日军巧妙周旋，使得日军计划未能得逞。
凤凰陕西：孔从洲将军从当兵开始，就和火炮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一生是炮兵的一生，浓缩了一部中国炮兵史，他是由于怎样的机缘走上炮兵这条路的？
孔淑静：父亲当年从安边教导队毕业后，就当了排长，参加了消灭军阀的北伐战争。当时，豫西国民军孙岳部送给杨虎城将军一门大炮。父亲因为会赶马车，就被派去豫西接收这门造于晚清时的老山炮，后来在他的老师炮兵专家刘光甫的精心辅导下掌握了用炮的技巧，从此爱上了炮兵这一行，与火炮结下不解之缘。 西安围城时，军阀刘镇华的部队占领了西安韩森寨高地，父亲亲自使用山炮，一炮就打掉了韩森寨高地。当时他长得年轻，杨虎城闻讯非常高兴：“娃娃排长还是有两下子的”，“娃排长”的名号就来源于此，并且将他升为了连长。 军阀张宗昌攻占徐州时，杨虎城指挥5个师兵力进攻。张宗昌以铁甲战车开路。父亲指挥炮兵连的6门克虏伯野炮，瞄准铁甲列车的头部、车厢连接部、车轮及铁轨齐射，将这个庞然大物打翻在地。 多年以后的和平时期，父亲的命运更是与炮相连：1950年他就任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任解放军第二炮兵学校校长；1955年就任沈阳高级炮兵学校校长；1960年负责组建炮兵工程学院，成为首任院长；一直到荣任中央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将他一辈子的心血都用在了祖国的炮兵建设、炮兵的科研与装备发展上。 父亲是从1964年开始，主管炮兵装备科研武器发展工作的，成功研制了大批新型炮兵武器装备。特别是发展了新型陆军战术导弹，如反坦克导弹、防空导弹、地地战役战术导弹等，为新中国炮兵武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302防空导弹、74式双37高炮、牵引式双管25高炮、四管自行25高炮、双管35高炮、83式122榴弹炮等先后定型装备部队。父亲曾经在试验靶场讲，要在有生之年要把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83式122榴弹炮定型装备部队，这个目的已经实现，而且该炮是现在各野战军陆军师的主炮装备。父亲在主持研制定型的新40火箭筒、国产反坦克导弹，以及新85高炮等项目，在项目立项的开始，就存在着很多分歧迟迟不能上马，是他经过自己的努力说服上级才得以实施，302反坦克导弹的研制成功也包含着他老人家的心血。
凤凰陕西：您眼中的父亲是什么样子？他在生活中又是一个怎样的人？能为我们描述下吗？
孔淑静：父亲戎马一生，四处为家，在家里的日子特别少，即使在生活中，他处处关心的也是部队的事，学校的事，还有就是老部下的事。他平易近人，关心下属，得知乡亲或战士家中有困难时，就拿出自己的薪水去帮助他人。相比之下，对家人的关心，就显得特别少。父亲非常善良，他是一个忠诚、正直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父亲都做出过很高评价：“孔从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这是他的无上荣誉。 父亲的晚年主要忙于为三十八军正名，当年的抗战让他始终不曾忘却，只要想到昔日战友，想到牺牲在战场上的人，他就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他也一直在为该部队的各级人员应享受的政治待遇而奔走。经过他的努力，许多问题都得到了圆满解决，不少老同志的历史问题得到澄清，恢复了应有的政治待遇，这件事也一直被人所称颂。 尽管父亲与毛泽东主席是亲家，但他从来都没有想过利用这种“特权”。一生中，他只给毛泽东写过两封信。一封信是提出关于我军建立电子对抗部队以及研究机构，防止敌人以高科技装备对我国领土进行侵犯。在他的建议下，我军电子对抗装备和雷达技术开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从无到有的建立起了电子对抗专业部队，父亲可以称作是我军电子战的首倡者之一；另外一封则是关于落实38军工委书记蒙定军、张西鼎同志沉冤昭雪一事，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抗战刚胜利时，父亲在河南荥阳广武修建了一座“陆军新编三十五师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几十年过去，陵园已荡然无存。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发现了断为两截的纪念碑被遗弃在一所学校的操场上。父亲当时致信有关部门，请求修复原碑以慰战死疆场的亡灵，但迟迟未果。从1985年一直拖到1990年，有关方面终于批准修复纪念碑，并修建一座碑亭。那时我“看到他像个孩子一样喜极而泣”，他戴着眼镜，吃力地看着修复好的碑文拓片，辨认着模糊的字迹，泪水流淌。他倾全力写下了一副对联：铁骑摧强敌碧血愿浇华夏土，丹心报祖国豪情当化大河涛，又写了匾额“报国亭”三个字。在中原大地浴血奋战抗击日寇的战斗中，曾经流淌着陕西军人的鲜血。父亲当时说：“在有生之年见到这座纪念碑的修复，了却了我的一大心愿，作为这个师的师长，我可以告慰长眠在九泉之下的烈士了。 父亲三次让贤的事情也让我记得尤为深刻：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征询他工作意愿时，他选择了条件艰苦的炮校，放弃了升迁机会更大的军区工作，因为他认为，为部队培养更多优秀干部和人才，对炮兵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七十年代叶剑英元帅跟他谈话让他做军委炮兵司令员，他推荐了比他年纪小的人选，自己婉言谢绝了司令员一职；八十年代在商讨推荐他为国家政协副主席的时候他又主动放弃，到人大常委会就职。父亲高洁的品德始终影响着他周围的人和我们，他的这种表现并不是谦让，而是符合了陕西人特有的倔劲和感情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