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应带着作家的身份、用作家的视角去旅行

【咖啡馆】

我去咖啡馆喝一杯，相当于回到家找个地方坐下来

羊城晚报：从新书《咖啡苦不苦》中，能看出你是一个对咖啡情有独钟的人，在旅途中、在你的旅行文学的概念中，咖啡馆是怎样一个所在？

陈丹燕：我是作为一个作家“生活”在咖啡馆中。所以我选择的咖啡馆是光线合适，味道合适，座位对我来讲合适，可以坐下来工作。如果追溯去看，咖啡馆最早是读书沙龙、政治集会的地方，是一个相当高端的文化场所，现在不太一样了，朋友聚会也都在咖啡馆了。

我觉得咖啡馆里肯定有社会学。如果是咖啡馆有志愿者，能够让我们安一些小的录音机，他们随便谈，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东西。然后你就会知道这些人来咖啡馆的目的，咖啡作为一种介质，在不同的谈话当中充当不同的角色，很有意思。

羊城晚报：你为什么如此钟爱咖啡，甚至在“旅行文学系列”中专门写了这样一本书？

陈丹燕：大家也许会想，咖啡是比较西化的，因为你有追求所以你来喝咖啡。这样子就跟喝咳嗽药水差不多，因为我咳嗽所以我要喝药水。但是我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开始去旅行就是一个人，这个城市也许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但我不喜欢白天待在酒店里。而且以前我住的都是年轻人酒店，小酒店在上午十点钟到下午两点钟之间，住客不可以回去，因为要打扫房间，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我累了需要坐一下，就得找咖啡馆。

咖啡馆对一个单身旅游者来说，它就是你的家、你的图书馆、你的客厅。所以我去咖啡馆喝咖啡，相当于我回到家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我在那里看书，决定我明天要去哪里，要不要去长途汽车站买票，要不要写一个明信片回家。

羊城晚报：对，书中收录了很多你寄出的明信片，它们同样经过长途旅行，很有故事。

陈丹燕：我在咖啡馆里面写过很多明信片。很多写给我的女儿，她那时候还不认识字，要靠画的，画妈妈在干吗，吃了什么东西，给她买了什么。很多我应该在家里完成的事情其实是在咖啡馆完成的。这个旅行断断续续二十几年，所以我慢慢地就会知道什么样的咖啡馆适合我。当然也有的时候希望我坐的这个桌子是安徒生坐过的，或者是萨特和波伏娃坐过的，或者是杜拉斯坐过的，或者是海明威坐过的。文艺青年就肯定会想到这些，最好还去喝一杯跟他们一样的咖啡。这本书慢慢地就这样写出来了。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我写这些书的时候，中国人还不写游记。所以我去那些咖啡馆不是为了写书，是为了找个地方坐下来。目的单纯反而给自己带来享受，等它变成书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目的单纯的积累了。其实，有些为拍照片而去的咖啡馆，我最后都并不能真正记得。

新作先睹

旧金山：俄罗斯的糖霜（节选）

上海，襄阳路长乐路的十字路口有一座蓝顶的东正教堂，那是1937年时，当时年轻的约翰神父从俄罗斯来到上海住持的。当时约翰神父的家就安在教堂旁边的神父住宅里。那是一座从革命后的俄罗斯辗转流亡到上海的白俄侨民合力修建的教堂，据说教堂里面画满了忧郁神秘的神像，教堂里没有座位，人们进到里面，都站着。那里的白衣耶稣长着温柔的大眼睛，红衣圣母像画在教堂外面的墙上，面对一个小公园。

后来，住在新乐路附近的五千东正教徒决定前往旧金山，约翰神父在盖瑞大街上找到一块地，他们决定要在那里建造另一座东正教堂。1956年后，他们陆续到达旧金山。

有趣的是，在上海，我的家离襄阳路只隔着两条马路。而在旧金山，我住的地方离盖瑞大街也只隔了两条马路。

旧金山也和上海一样，秋天的黄昏来得很快。当我看见盖瑞大街上的教堂时，它的金顶在暮色中仍旧闪烁光芒。见到它，才知道原来襄阳路圣母大堂的蓝顶上，要是还有金色十字架的话，也会显得高，显得苗条。教堂关门了，不过教堂对面的咖啡馆开着门，我走进去问教堂的事，咖啡馆里的人三三两两转过脸来，告诉我要早上去，早上有弥撒，八点。坐在大沙发上的一个大胖子缓慢地转过身来问：“有什么事吗？”他是现在的神父，俄罗斯移民，当年跟着父母前往英国，做了神父后，差会派他来到旧金山。

我说自己从上海来，自己的家就住在当年的东正教堂附近，那个蓝顶的教堂。自己小时候在小公园里滑滑梯，站在滑滑梯的架子上，总能看到在高高的梧桐树梢上，教堂蔚蓝色的圆顶和圆顶正中的一个黄色的小圆点。在我单调的童年情形中，它几乎是最美丽的风景。

大胖子“哦”了一声，咖啡馆里的人都“哦”了一声，“上海！是的，我们从前的教堂就在上海的亨利路上。”

原来圆顶上的蓝色，是东正教堂里圣母大堂的颜色。

“蓝色还在。”一个中年女人温柔地笑了，她出生在旧金山，但她是在母亲腹中从上海来的，所以她自己仍旧认为自己是属于上海的。

一个头发雪白的老人用上海话说了两个路名，亨利路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这条路叫新乐路。杜美路现在也没了，现在那条路叫东湖路。从前的杜美花园现在没有了，现在叫襄阳公园。（羊城晚报记者 童雯霞 实习生 吴启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