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我仅有的生命线

电影《亲爱的》海报

《亲爱的》以田文军（黄渤饰）为首的寻子方与以李红琴（赵薇饰）为核心的追子方两条主线索构成了一副大陆现实普通百姓的生活图谱。影片涉及打拐、贩卖儿童妇女、中国司法问题等诸多社会问题，作为一位香港导演，陈可辛再次把握中国大陆题材，对于情感节奏拿捏精准，哀伤却不滥情。

在中国，拐卖人口的社会问题一直都有，不少影视作都涉及类似题材，电影中有诸如李杨的电影《盲山》（讲述女大学生被拐卖至某法盲山区，多年后被解救的故事）。陈可辛直接取材真实事件，改编自央视早年的一则“打拐”新闻。剧中的所有人物都有真实的原型，其中最有戏剧冲突的是李红琴这一人物，无论是一生被丈夫欺骗的悲惨遭遇，还是痛失两个孩子抚养权的撕心经历，成为影片起承转合的关键一环。从被逼无奈说出孩子并非亲生，到一路波折前往深圳寻子，李红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达出母爱的意义——虽非亲生，却依旧珍惜。这一母爱的价值，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亲情，而是一种超脱血缘关系的爱。可以说，这两个孩子成为她一生的寄托，也是她活下去的唯一希望。一个初中还未毕业的农村妇女，尽管无法给予孩子优等的生活条件，但是却能够给他们弥足珍贵的亲情需求——母爱不分贵贱贫穷，唯心足矣。剧中的两个孩子，涉世未深，依旧将李红琴视为自己的亲生“妈妈”，不论是田鹏（杨吉刚）有着疼爱自己的亲生父母，还是杨吉芳这一被人抛弃的女婴，李红琴所充当的不仅仅是母亲，更是一种孩子内心深处的爱的依靠。对于赵薇来说，这一角色上的突破显而易见，对其哭戏的能力毋庸置疑，毕竟是琼瑶剧的女主角。这一村妇的角色也与1995年她在《姐姐妹妹闯北京》中的北漂农村打工妹白小雪差距较大。

当田文军将田鹏带离回深圳，实则成为孩子的“第二次拐卖”。导演用一种极端方式进行表现，一群村人追赶田文军一行人，这一段争夺孩子的片段让这一“拐卖”行为形象而生动，只不过，相比较田鹏悄无声息地被拐，这一次“拐”特别明目张胆。然而，自己的亲生孩子要通过“抢”的极端的方式进行，这无疑是悲哀的。田文军与鲁晓娟在重新抱起孩子的那一刻，已然意识到那逝去的几年成为他们与孩子关系隔离的溯源，无法挽回。因为孩子根本不懂得亲生的意义，他将自己口中的“妈妈”李红琴视为自己唯一的亲人。从失而复得的喜极而泣到物是人非的亲情转变，其根源还是李红琴对孩子无微不至的照顾与疼爱。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错，因为这样毫无血缘关系的母爱看起来更加伟大。

导演用细腻的笔触深刻勾勒了两方内心的细微差别，田文军与鲁晓娟（郝蕾饰）为了寻找走失的孩子，没日没夜遭受着自己内心的折磨。这应该是所有父母能够体会到的。田文军在寻子之路上一次一次遭遇到诈骗到毫无线索，从满心希望到失望，从不愿被骗到希望被骗，作为一个父亲来说，复杂的情绪无以言表；李红琴这一人物注定是个悲剧人物，从被逼失去两个孩子，到妨碍司法被判入狱，再到深圳寻子，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抚养女儿，一次次的失败，为的是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子女。最终，当她得知自己被丈夫欺骗其不能生育的事实被揭露，作为一个女人的悲惨故事触目惊心：首先，对于一个为人母的女人来说，孩子是自己的心头肉，没了丈夫，孩子是一切；其次，作为一个女人，不能生育的打击是深刻的，然而，这一切却是因为丈夫的狠心欺骗所致，于是，无情的爱情背叛是致命的。为了孩子，她选择的路是崎岖的，为了抚养权寻找律师，最终失败，为了得到证人的作证牺牲自我，被曝怀孕。一切的一切都是出于本能的母爱，但是却加重了这一人物的悲剧色彩，这样的悲惨遭遇足以打垮一个普通的女人。

香港导演北上拍片，容易水土不服。不过，导演陈可辛并没有，从上一部《中国合伙人》（另译名《海阔天空》）就能看出端倪。在这一部新作中，导演深刻把握了大陆的文化语境，直指人心。其中，对于中国制度法制中“不作为”、“推卸责任”的诸多现象，诸如福利院的院长（黄建新饰）、民事调解的法官，尤其是当镜头转到佟大为饰演的唯利益至上的高律师（佟大为饰）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当然，导演并未有深入挖掘，因为这与影片的主题关系不大，点到即止。影片结尾，导演的开放式结尾极具深意，李红琴拿着医院的报告单，得知被骗，附身蹲下，痛心疾首，镜头拉远，无力与悲哀缓缓升起。在地域性与大情怀的把握上，陈可辛做到了极致。

不过，影片本身仍有不少问题，故事前段的铺垫足够，核心人物田文军寻子的片段一气呵成；后半段到李红琴被逼失子，踏上漫漫寻子路，转折稍显仓促，恐与影片篇幅控制有关。但是，瑕不掩瑜，整部影片在情感节奏等方面控制到位，尤其是剧本方面，演员台词真实质朴，毫无做作之嫌。人物塑造传神，无论是赵薇还是黄渤奉献的感人表演，就连其中的诸多配角都十分出彩，诸如寻子队中的“神经病”妇女以及黄建新饰演的儿童福利院院长。可以这样说，这部作品与《甜蜜蜜》一样，同样是以平凡人的社会经历出发，在小人物身上却隐含了深刻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