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点一存”的独特历史地位及其历史条件

一、注重整体研究，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

陕甘根据地（亦称“西北革命根据地”，下同）是由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发展而来的。要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陕甘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就要注意从整体上研究这两个根据地及其相互关系。

关于陕甘边根据地，一说以照金为中心，一说以南梁为中心，都有一定道理。因为陕甘边根据地确实曾经分别在照金和南梁建立过领导机构。但又都不够全面，因为陕甘边根据地实际上涉及到三个阶段，分别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活动中心。照金苏区、南梁苏区正是充分吸取了寺村塬阶段失败的教训，这才进入了更好的发展时期。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更是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成熟。我们研究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时，要从其发展的整个空间和全部时间来加以整体考察，而对其中的重点阶段——南梁苏区阶段，则更要重点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形成一个完整而鲜明的认识。对于陕北根据地，我们也应采取同样的研究方法。

关于两个根据地的关系，可以说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离不开陕北根据地，陕北根据地的发展也离不开陕甘边根据地。由于反动统治势力的分割，这两个根据地在一段时期内是相对独立地平行发展的。它们与上级的领导关系不一样，一个隶属于中共陕西省委，一个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它们在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时方式方法不尽相同；它们在融为一体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干扰、危害的情况下，在一部分同志中曾经产生过分歧和矛盾；但从总的方面看，它们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开展革命斗争的。这两个根据地的绝大多数创建者和参与者，都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有着共同的地域关系、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两个根据地在发展区域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发展战略上互为依托和支撑，在战役、战术上相互支持，在干部、人员方面互有交流和补充。这种在党的领导下相互配合、共同奋斗的关系，是两个根据地关系的主导方面和主要方面，是其最终能够融为一体组成陕甘根据地的根本条件。因此，我们说“落脚点”，不应仅指陕甘边，还应当包括陕北；同样，我们说“出发点”，也不应仅指陕北，还应当包括陕甘边及宁夏的相关地区。应该说，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共同结成了“仅存”的“硕果”——陕甘根据地。

注重整体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要把陕甘革命根据地放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放到中国革命的全局中去考量、去分析，这样才能更准确、更充分地把握它应有的历史地位。从1932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从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再到陕甘宁边区，红色政权在西北大地上屹立了18年。根据地建设跨越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面积最大时超过13万平方公里，人口将近200万。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工作、生活了13年，领导人民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培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谱写了中国革命的壮丽篇章。在党和人民军队最困难、最危急、最需要的时刻，陕甘革命根据地踊跃投入并全力支持了伟大的中国革命，为革命大本营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为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提供了新的实践基础，为党的“三大法宝”的运用和“三大作风”的形成提供了活的样板，为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无限可能，是整个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正是因为这样，陕甘边、陕北以及由这两个根据地统一而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程中有着十分独特而显赫的地位，其伟大的历史贡献将永载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二、注重比较研究，深化对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什么能够“硕果仅存”的认识

要回答陕甘根据地为什么能够“硕果仅存”，我们就要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阐述的规律性认识为指导，把陕甘根据地与其他根据地进行比较研究，找出陕甘根据地有别于其他根据地的特点。

从客观上看，陕甘地区有着独特的条件。比如，就群众基础而言，这里的群众素有团结互助和组织起来的传统。由于地瘠民贫、闭塞落后，群众抵御灾荒、匪患、战争的能力很弱，单靠一家一户的力量难以生存和自保，因此，在陕甘地区存在大量以宗亲、姻亲等为纽带的民间组织，同时，这里的人民历来具有反抗反动统治的传统，这就为发动和组织群众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利于“征兵”；又比如，就地理环境而言，这里地处黄土高原，地形复杂，沟壑纵横，交通困难，回旋余地大，有利于“用兵”；还比如，就经济条件而言，这里的人民群众虽然生活困苦，但地广人稀的特点又使它有条件通过大生产解决部队的温饱问题，有利于“养兵”。而从敌人力量看，这里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区，虽有杨虎城西北军、张学良东北军、阎锡山晋军、宁夏马鸿逵等军阀武装不时出没，但这些地方实力派之间以及同蒋介石及中央军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敌人的力量。

从主观上看，陕甘地区更有其独特的地方。这里很早就有党组织的活动，党的工作有一定基础。党成立后，在李大钊同志为首的北方区委领导下，李子洲、魏野畴等同志在陕甘一带宣传革命、发展党员，扩大了革命影响。大革命时期，在当时支持国民革命的国民军联军中主持军队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刘伯坚、宣侠父、邓小平等同志，又在后来长期统治陕甘地区的西北军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培养了一批进步官兵，如王泰吉、张汉民、阎揆要等，播下了革命火种。大革命失败后，党在陕甘地区领导发动了清涧、渭华、旬邑、两当等数十次武装起义和兵变，陕甘地区能建立起有相当战斗力的正规红军，就与此有直接关系。

陕甘根据地能够在白色恐怖下红旗不倒、不断发展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有一批从群众中走出来的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群众领袖，他们在陕甘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中，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重要经验。这主要包括：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始终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他们坚定维护革命大局，维护根据地党的统一和红军的团结，即使在意见分歧和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也从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从不动摇革命的理想和信念。毛泽东同志为习仲勋同志“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就是对这种坚强党性的充分肯定。第二，努力排除“左”、右倾错误的干扰，坚持从实际出发创建根据地。他们创造性地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以陇东南梁为中心，以陕北安定和关中照金为两翼创建的“狡兔三窟”式多区域战略布局，为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第三，坚持贯彻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扩大了根据地建设的同盟军。他们采用“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斗争方式，注重发动组织工农群众，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努力争取、教育、改造绿林武装和“哥老会”等帮会组织，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革命武装不断发展壮大。第四，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刘志丹同志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作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同志多次强调，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一边，边区政府还制定了深得人心的“十大政策”。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根据地的党员干部坚持勤政廉政，坚持与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赢得了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为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以上这些，有些是同时期的别的根据地也具备的，有些则是别的根据地所不具备的。其中最根本的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边区实际结合起来，没有犯“左”倾和右倾的错误，根据地建设没有因为自身的“折腾”而大起大落。而正是这些主客观方面的条件，变成了一种合力，融合成为一种天时、地利与人和，使陕甘根据地能够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

三、注重背景研究，深化对陕甘革命根据地能够成为红军长征落脚点问题的认识

党中央选择陕甘根据地作为落脚点，看似因为在哈达铺偶然从报纸上得知那里还存在着红军和革命政权，实际上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就需要从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和敌我友力量消长的大背景中去考察。

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以来，革命的中心一直在南方。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除陕甘边、陕北和鄂豫陕外，大都分布于南方省份。这种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随着蒋介石对南方各路红军和根据地发动的“围剿”日趋频繁，随着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造成的危害日益严重，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相继在反“围剿”战争中失利，陆续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中国南方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而长期统治中国北方的封建军阀势力，迭经新旧军阀之间的混战，当时力量已大为削弱。正当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处于此消彼长的激烈较量之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不甘沦为亡国奴的亿万民众，在中国北方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风暴。中国革命中心的北移已成大势所趋。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陕甘根据地被推到了中国革命历史舞台的最前台。

陆续踏上战略转移征途的各路红军，面对强敌的围追堵截，深感无根据地作战的切肤之痛，都在为寻找和创建新的根据地而苦苦奋斗。党中央、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后，几经变化，最终把进军方向指向了西北地区。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痛感中国南方反动统治力量强大，因而试图把毗邻中国西北的社会主义苏联作为战略依托，“打通国际路线”成为新的战略抉择；二是北上抗日，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因此，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先是确定在川陕甘地区创建根据地，后又调整为在陕甘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坚持下来“硕果仅存”的陕甘根据地，向西、向北可以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东渡黄河可以奔赴抗日前线，正好契合了党中央这种寻找“落脚点”的需要。因此，正像毛泽东同志说过的那样，如果没有陕甘，“那就不得下地”。

四、注重用发展的观点研究，深化对陕甘革命根据地能够成为

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出发点问题的认识

革命洪流滚滚向前，它在消灭魑魅魍魉、荡涤污泥浊水的同时，也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机遇。正是因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到达陕甘，各路红军在陕甘胜利会师，进而推动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正是因为陕甘根据地自身的发展，这才有后来的八路军从陕甘宁边区出发奔赴抗日前线。

红军长征抵达陕甘后，在党中央的关心和过问之下，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被“左”倾路线执行者错误关押的根据地领导人很快获得了自由，安排了工作。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经过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和东征、西征战役，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党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推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全民族共赴国难的局面。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政府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以陕甘宁边区为战略依托，党中央部署人民军队迅速实施战略展开。陕甘宁边区由此成为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出发点”是同“落脚点”紧密联系的，“落脚点”是同“硕果仅存”紧密联系的，而“硕果仅存”又是同陕甘根据地坚持浴血奋战、坚持“不‘左’不右之倾”紧密联系的。因此，陕甘根据地在出发点问题上的历史性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以上，我试图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就“两点一存”的历史地位及历史条件问题，谈了一些个人的看法。由于“两点一存”问题本身的宏大性和综合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因此，我想说明的是：在注重采用某种方法进行重点研究的同时，不仅不能排斥，而且还应当运用其他必要方式进行多侧面的研究。只要我们在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就一定会不断收获对这个重大问题研究的新的认识成果。

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同志曾饱含深情地给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发去电报，电文说：“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毛泽东同志的这封电报，是对这段重要历史的最好肯定，也是对“两点一存”独特历史地位的最好肯定。今天，我们回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段历史，更加怀念陕甘根据地的创建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加怀念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卓著功勋的革命先烈，更加热爱为中国革命付出巨大牺牲、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我们一定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把革命历史当成最好的营养剂，大力弘扬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作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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