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 陕军的抗战故事

写在前面的话

2015年5月9日—9月4日，118天，100余个整版，华山论剑西凤酒为您全方位展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报道。

风陵渡，地处黄河东转拐角，是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通要塞，自古以来是黄河上最大的渡口。在长达3年的中条山保卫战中，风陵渡一直是敌我双方争夺的要塞，守卫这条防线的正是陕西军团。

A 陕军东征

提起中条山保卫战中陕军的贡献，还要从“西安事变”说起。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带到南京，杨虎城被解职。陕西军由孙蔚如将军统领。

孙蔚如是西安市长安区人，身高一米九以上，膀大腰圆，是一名典型的关中大汉。他和户县人赵寿山都毕业于当时的西安陆军测绘学校，在杨虎城手下从下级军官做起，后成了集团军司令。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孙蔚如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第38军（由原杨虎城的17路军缩编）军长。

随后的大半年时间里，孙蔚如派出第17师、第177师之529旅、教导团依次开赴前线，参加了保定、娘子关、忻口等战役，以重大的牺牲迟滞了日寇的军事进展。娘子关战役和忻口战役后，这些军队西撤黄河沿岸休整。

1938年2月，赵寿山的第17师和第529旅进入晋东南太行山区开展游击战，属太行山东路军战斗序列，归朱德和彭德怀指挥。其间，17师还参加了西阳河谷战役，这是陕军第一次在中条山和日军的正面冲突。

1938年7月，38军改编为第31军团，辖第38军和第96军两个军及军团部直辖的教导、骑兵两个团。孙蔚如解去省主席职务，任军团长，并在蒋介石的命令下，率在陕各部东渡黄河对日作战。

孙蔚如率部渡过黄河后，一举收复永济等十几座县城并夺回了风陵渡，但1938年8月“徐州会战”结束后，西路日军兵锋直指风陵渡以威胁西安。

B 永济保卫战

距风陵渡不远的永济县蒲州镇，是守护风陵渡的前沿重镇，要保住风陵渡必先守住蒲州城。当地村民介绍，该处地势并不险要，这座古城西临黄河，东北是一块开阔地，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通过开阔地就能直抵蒲州城下。

距蒲州城东南六七公里的中条山麓中，有一座始建于北魏的万固寺，与之相对的是北面山中的普救寺。当地传言，这座普救寺正是《西厢记》中“红娘月下牵红线，张生巧会崔莺莺”之地，这两座寺院都建在山上，从运城到蒲州，这座隘口是必经之地，因此如能控制这两个高地对保卫蒲州城事关重大。

为阻挡日军，孙蔚如命第31军团在两寺间的开阔地挖出一条深约一丈的反坦克壕。1938年8月，永济之战打响。8日黎明时分，驻运城的日军第20师团以一个旅团的兵力，配有四个炮兵中队，三个坦克中队及十余架飞机，分三路向永济扑来。

孙蔚如指挥第31军团一部奋力迎击，一场血战拉开了大幕。1938年8月15日，激战中，一股日军由汉奸带路从右翼山地迂回包抄而来攻占了万固寺，一下打乱了31军团的阵脚。

孙蔚如急命有“铁军”之称的教导团援救万固寺，教导团团长李镇西亲率两个营夺回了万固寺，日军向西姚温村撤退。

“当时天已经晚了，还下着小雨。但是不知道西姚温村还有没有在我们手里，李镇西对我父亲说，怎么弄了半天还没有弄清情况，我父亲就说，是我们的人也好，是敌人也好，先冲进去再说。”三营营长张希文之子张振基说。

张希文是渭南市临渭区张贵村人，1930年考入南京中央军校九期，毕业后分配到杨虎城十七路军教导营任职。当日，张希文一马当先冲进了西姚温村，没想到的是日军在村内部署了重兵，第三营冲进村后，遭日军猛烈阻击。张希文带领三营和日军展开了巷战，从第一天傍晚打到了第二天上午，日本人不断增兵，而三营只剩下了100人，后来张希文和全营士兵几乎全部牺牲。随后，日军乘势攻占了蒲州城。8月17日，日军从东、南、北三面（西面是黄河）包围永济城。下午5时许，日军在坦克大炮掩护下冲进城内，中国军队在城内展开巷战，连炊事员也抡着菜刀杀入敌群……6时许，永济失陷，中国军队500名官兵壮烈殉国。

中国军队防线后撤，退到了与风陵渡之间的最后一道防线韩阳镇。当时第31军团背水而战，不成功便欲成仁，在这样的决心和老百姓支援下，一个小小的韩阳镇，日军攻了半月之久竟未拿下。然而，在敌军的迂回包抄之下，韩阳镇最终失守，至此永济战役以失败告终。

C 六六战役

永济战役后，中国军队各部已集结到位，中条山防务也基本就绪。孙蔚如将部队主力部署在解县、运城、安邑、夏县一带，守卫中条山西段。至此，孙部防地横跨三百余里，纵深三四十里，为华北地区守卫黄河阻敌南犯西侵的重要战场之一。

永济保卫战中陕军表现出来的“血性”得到了的嘉奖。1938年11月，孙部又改编为第四集团军，孙蔚如任总司令，所辖部队除原有两军外，又辖川军李家钰之第47军。7个月后，1939年6月6日，一场恶战又再次打响了，史称“六六战役”。

2015年4月17日，运城市平陆县政协文史办主任富平宁介绍，1939年6月，日军第20师团和第35师团一部共三万余人，在30多架战机掩护下向中条山西端的黄河渡口茅津渡发起进攻，在茅津渡一带布防的是赵寿山第38军和李兴中第96军。茅津渡与风陵渡、大禹渡并称黄河三大古渡口，被称为“三晋屏藩”之地。

日军1939年6月8日攻陷平陆，10日占领茅津渡，隔绝了38军和96军的联系。96军军长李兴中不得不在将士们的掩护下，撤退到黄河南岸。

可是，96军的其他将士却没有这么幸运。在芮城县大沟南村的一块庄稼地里，矗立着一块志愿者立下的石碑，上面记录了当年发生在此地的惨烈战役。其中写到，96军的1057团和工兵营战士在“六六战役”中，对此地坚守数日，然而弹尽粮绝终至全军覆没。

芮城县委宣传部新闻处主任肖永平是这段历史的民间研究者，经他采访的多位老人证实，在弹尽粮绝之后，部分士兵后撤打算突围出去，但多人被日军机枪扫射而死。因为村里的老人们都知道这段历史，所以在墓碑后一块很宽阔土地上，没人在上面种庄稼，它依然是一块纯净的黄土地。在下面，埋藏着数不清的抗日战士骸骨。

几里地外，就是传言当年的工兵营小战士宁死不屈跳黄河的马头崖。肖永平说，当时这些工兵营士兵大多数年纪很小，有的甚至还没发枪，眼看着日本人打来了，只能跳崖以求生。马头崖高一百多米，悬崖下面没有任何遮挡，跳下去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此处离黄河还有二三里，也不可能从这里的悬崖上直接跳入黄河。

尽管如此，这些陕西“冷娃”也从未想过投降。据当地的第四集团军老兵后裔张铁铮介绍，战士坚决不投降。当时没跟上部队的还有96军军部机关的几十个女兵，她们走投无路，手拉手从沙口滩走进了黄河，被湍急的河水吞没。

据统计，“六六战役”中仅96军伤亡就达五千多人，老百姓死伤更多，仅黄河沙口滩一带被日军枪杀的中国士兵和百姓达四五千人，河里满是浮尸，成为抗战时期黄河的第一次“大漂尸”。然而，待调整完毕后，孙蔚如调兵遣将主动出击，经过十昼夜激战，完全恢复原有阵地，打破了日军扫荡中条山之企图。

很多年以来，随着中条山抗战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悉，每年的清明节来烧纸的人也多了起来。2011年4月，肖永平和众多的志愿者一起，在一位美籍华人的帮助下，修建了一座“中条山抗日英雄跳黄河殉国纪念碑”。

D 中条山战役

从1938年到1941年间，中条山区大小战斗虽然有13次之多但是规模都不大。但是，一场真正的危机却正在悄悄临近。

1940年底，日本政府调整了中国作战指导方针，作出“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决定，要求在1941年秋季以前，“进行最后的积极作战，力图解决中国事变。”另外，中国的盟友苏联也为了抵抗德国的入侵，与日本签订了双方互不侵犯条约。因此，日军得以调动主力作战，意在打通华北通道，彻底消灭驻守中条山的国军，威胁西安、洛阳乃至重庆。

虽然国民党高层都意识到了日军大举进攻中条山的企图，但是他们认为日本人的野心在于渡过黄河，直取西安、洛阳。因此，派重兵把守这两地，不让日本人渡河，甚至将中条山的守军调往洛阳驻守。其中，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也是在晋南会战前夕被调离的。这支陕军因为“六六战役”的惨胜，被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赞誉为“中条山铁柱子”。

孙蔚如被调离后，意味着原本中条山的24万守军，一下子就变成了18万。有资料显示，军队看似是18万人，实际上1/3的人在经商做生意，1/3的人在种地，只有1/3在操练。那么实际有战斗力的只有这6万人。而日本人却又增兵到了10万人，此消彼长之下实际上日军占据了绝对优势。

同时，因为各个部队长期驻扎，不曾调换营地，导致了日本人的奸细将各个军团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甚至在双方临阵之时，敌人都能喊出国民党军队营、团长的名字。

在这样的情势下，1941年5月7日，中条山战役爆发了。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队由于事前准备不足、又缺乏统一指挥，除少数突围外，大部溃散，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4.2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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