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勇：以金融体制改革为支撑 引领构建开放型新经济

原标题：董志勇：以金融体制改革为支撑引领构建开放型新经济

作者简介：董志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学研究主要领域：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行为金融学。

过去一年，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依然取得了各领域的重大成就。“两会”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除了一如既往关注“就业”“民生”外，曾25次提及“金融”，24次提到“开放”(其中，包含了9个“改革开放”关键词)，还着重突出了“处置金融风险”“重点领域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等政策取向。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的对外开放机遇期，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需要加快构建开放型新经济体系。而开放型新经济体系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配套改革，其中，开放型金融体系的建立是构建开放型经济的关键突破口。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体制改革的经验总结

改革开放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一个转折点，自此我国的金融体系经过了以市场导向由内而外的渐进式改革，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中国的改革历程也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总结了基本规律。首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其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金融体制改革需重点把握金融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上的关键作用。其次，金融体制改革不是孤立进行的，需与国有企业体制、财税体制、外贸体制、价格改革等配套进行，应注重顶层设计系统推进。同时，在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步伐过程中，需综合把握国内和国际环境，立足现实，通过试点办法分地区、分行业推动渐进式改革。不容忽视的是，借鉴西方金融体制的有益经验，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创新，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从边缘走向核心，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报告，中国在市场规模指标上的竞争力位居全球首位，当下正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一方面，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成效初显，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不断化解，消费与投资潜力巨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中国经济正进入了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国对外开放重大举措将尽快落地。

同时也应看到，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国际政治环境不断恶化，对外开放也存在重大挑战。在国内经济方面，面临供需关系失衡、虚实经济失衡等结构性失衡，使得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受阻，大量资金空转，货币政策运用空间也受到挤压，人口老龄化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经济压力。在国际环境方面，经济全球化严重受阻，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发展失衡也使得国际环境愈加严峻。

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基本取向

中国正处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掌握金融对外开放的主导权，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成为必然选择。当下，中国将从汇率制度调整、资本账户开放、货币政策转型和人民币国际化四个方面推进金融对外开放。

汇率制度：从固定汇率制到浮动汇率制

若一个国家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浮动汇率制是一个长期的最佳选择。但汇率调节作用的有效发挥需要灵活自由的国内经济来配合，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需要一定时间适应，加以严峻的国际环境，我国的汇率制度在向浮动汇率制转变的过程仍需较长的时间。当前最好的选择是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一方面，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资本账户开放，这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形成配套;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对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有一定的选择空间。

资本账户开放：从贸易账户到资本与金融账户的渐进开放

安全的金融环境和稳定的货币体系是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前提，中国要寻求实现资本账户可兑换不应以完全或自由兑换的传统概念为目标，而应为了配合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而有序进行，故采取有管理的自由兑换，需通过各种调控方式和制度安排管理资本账户交易，包括采用宏观审慎措施，限制跨境资本剧烈流动等。此外，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账户开放实质上也是相互促进的。人民币的国际化要求实现人民币的输出及回流，这要求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但在国际货币金融规则没有改变的前提下，为避免出现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金融危机与货币危机，短期内资本与金融账户全面开放是不适宜的，中国应当循序渐进、独立自主分阶段推进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

货币政策的转型：从数量型到价格型的转变

我国基本具备了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型的必要条件。在金融市场方面，随着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制度的不断完善，国债市场和同业拆借市场的壮大，货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为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变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随着我国金融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我国金融市场利率的敏感性及其与存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利率传导机制更为有效。在利率操作模式方面，中国公开市场操和利率走廊安排与国外央行主流模式差异不大，利率政策逐渐由央行直接调控转为间接调控。即便如此，由于市场化的运作体制机制未彻底建立，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存在扭曲或真空地带，尚不具备实施完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的条件，因此，在完善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同时，未来我国仍有必要基于数量型货币政策进行改革完善。

“一带一路”建设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一带一路”建设为人民币走出去提供了广阔平台，藉此完善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运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体来讲，我国可通过更加积极地与沿线国家签订人民币互换协议，向沿线国家提供人民币。中国在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活动中，存在一定的经常项目顺差，这不仅能够保证我国的对外偿付能力，而且一定规模的经常项目顺差也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在增进中国与区域内国家经济金融相互依存度中具有重要意义，完善相应的国际金融制度设计和安排，也为中国在推进国际经济金融规则改革中积累经验与势能。

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策略选择

统筹把握国内经济稳定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是构建开放型新经济的应有之意。基于此，有序推进对外开放，建设开放型新经济体系，并配套确立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战略举措。

稳步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是对外开放的基本前提。国内宏观经济稳定运行与高质量增长是对外开放的基础，既要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又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适时考虑包括信贷市场和外汇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开放步骤和日程研究。

协调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关系是对外开放的重要保障。面对中美贸易摩擦，我们应从中看到自身的不足，在提升综合实力的同时，应着重增强与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以降低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在金融合作领域，把握好资本账户有序开放，以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重点，完善人民币与世界主要货币的合作竞争新机制。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对外开放的必由之路。完善“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合作模式和机制，根据沿线各国的比较优势，增进区域内国家在贸易与金融等方面合作，提高区域内经济体制机制的相关性、协同性、互补性，促进区域货币合作机制的建立，以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构建新的基于规则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对外开放的长期指向。随着世界多极化发展与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对于既定的国际经济规则、金融体系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机构设置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未来我国应提出更为公平、开放、包容、共赢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在构建新的基于规则的全球治理体系上提出“中国方案”，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