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都去学合肥?

为什么都去学合肥?

一座不靠海、不沿江的中部城市,资源禀赋、科教资源、产业基础也没有明显优势,为什么能成为国内一众城市,甚至广州、南京这样的发达城市考察学习的对象?

这座城市被誉为“最牛风投城市”,同时也是最励志城市,建国前还只是一座小县城,2010~2022年城市GDP规模从2700亿元增至1.2万亿元。

它就是合肥。

早在2017年1月,合肥获批全国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数据显示,在疫情期间的2022年,合肥净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834家,平均每天诞生5家,总数达6412家;培育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8200余家,同比增长近七成;新增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8家,总数达139家。

合肥为什么行?

以“投”带“引”打造产业集群

合肥的成功被总结为“合肥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是通过多元化立体化投融资体系,以投带引打造产业集群。

2005年,合肥确立“工业立市”的发展战略。当时,合肥抓住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吸引了美的、格力、海尔智家、长虹等一大批知名家电企业。几年时间,合肥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形成“合肥制造”的产业集聚和规模优势。

接下来的故事,更加惊心动魄,也是“合肥模式”形成的关键时期。

2008年,合肥拿出三分之一的地方财政收入,引进当时亏损超过10亿元的京东方,建设国内首条液晶面板6代线,一举打破新型显示器严重依赖进口的情况。

▲ 合肥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 合肥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积极引入京东方,是合肥围绕核心产业配套打造上下游的典型体现。彼时合肥电视产量虽有一定规模,但家电产业因技术含量不高而根基不稳。京东方第6代面板线上的产品应用于彩电,电视行业的需求降低了引入京东方的风险,也为产业疏通了上游环节。

2020年,京东方实现净利润50亿元。龙头企业入驻带来进一步的产业集聚,全球玻璃基板龙头美国康宁也在合肥布局最新一代产线。

京东方之后,合肥又以类似手法创立了长鑫存储,吸引了蔚来汽车。

2016年,合肥产投与兆易创合作启动总投资1500亿元的长鑫存储内存芯片自主制造项目,短短几年时间即实现突破,2019年对外宣布8Gb颗粒的国产DDR4内存量产。

蔚来则为合肥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奠定了基础。

2020年,合肥建投联手三级国资平台筹资70亿元投资蔚来。此前蔚来已经濒临破产,蔚来创始人李斌四处融资,走了18个城市都没着落,合肥是第19个。在合肥的支持下,蔚来逐渐走出逆境,股价一路上涨,汽车销量也不断创下新高。此后,比亚迪、大众等龙头及配套企业也先后入驻合肥,合肥开始与上海、深圳、西安等城市争夺“新能源汽车之都”。

▲ 蔚来汽车生产线

▲ 蔚来汽车生产线

合肥通过一次投资,引一个龙头,带一串链条,兴一片产业。

“合肥模式”以合肥建投集团、合肥产投集团、合肥兴泰控股三大国资平台公司为投资“操盘手”,抓住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点,瞄准产业发展方向和国家政策导向,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其中,合肥建投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现代旅游、交通等;合肥产投专注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有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合肥兴泰打造地方金融控股平台。

在“合肥模式”的助力推动下,合肥逐渐形成“芯屏汽合”(芯片、新型显示、智能电动汽车、人工智能和制造业融合)、“急终生智”(安全应急产业、家电及智能终端、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链。

一整套国资退出机制

“合肥模式”下的几次重大投资,一定程度上是在“冒险”,也考验着当地的投资眼光。

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曾在央视《对话》栏目中回应说:“合肥不是‘风投’是‘产投’,不是‘赌博’是‘拼搏’。赌博是有今天没明天,拼搏是抓今天赢明天;赌博靠的是手气,拼搏靠的是手艺。”

多年来,合肥主政领导“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保持产业战略定力;横向看,统筹全市“一盘棋”,从投资决策到服务推进,各级各部门各类主体形成合力。

《广州日报》记录了一个细节,几年前合肥建投接洽一个引进项目,对方一直在合肥和另一城市间犹豫。合肥建投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宏卓问对方老板,“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之间谈项目谈得很细,怎么投、投多少、投完怎么办,甚至怎么运作,很多问题争论得很激烈。那个城市有没有这样?”对方说那边态度很好,但没有拿出很详细的投资方案协议,说是“合肥给N个政策,我就给你N+1。”最终该项目选择落地合肥。

同时,“合肥模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国资退出机制:引进项目—国资投入引领—项目落地—股权退出—循环支持新项目发展。

一般在项目之初,就会预留国有资本安全退出通道,政府产业投资基金形成的基金份额或股权达到投资年限或约定退出条件时,依法依规通过上市、股权转让、企业回购及清算、份额退出等市场化方式安全退出。

以投资京东方为例,合肥鑫城(合肥市属国企)与合肥蓝科(合肥市属国企)于2009年以每股2.4元价格参与京东方A定增,均认购6.25亿股新增股份力挺京东方A的合肥6代线项目;2010年,另一家合肥企业合肥融科(合肥市属国企)以每股3.03元参与京东方A定增,增资用于投资建设8.5代线项目。而后,这三家合肥国企通过在二级市场减持京东方A的股票,实现资本退出,收益近200亿元。

人也是关键变量。据报道,合肥市投促局的所有干部,包括挂职干部,都要干一件事,就是研究透彻一个产业。该局有一本250页的《合肥2023重点产业招商指南》,书是该局工作人员编写的,涵盖合肥市重点发展的16条战略新兴产业链。比如指南将集成电路又细分为汽车半导体等4个产业,详细分析其产业趋势、市场布局、产业政策,并列出产业链全景图、目标企业和招商对接平台等。

一位将企业落户合肥的企业家告诉媒体,“合肥从上到下的市直部门负责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都非常注重学习,通过学习沉淀形成对产业的深刻理解。随着与产业资深人士、专家频繁沟通学习,在不断看项目、研究产业项目过程中,合肥的政府官员都成为了产业专家,有时候对产业趋势判断比我们还精准。”

▲ 合肥产投集团

▲ 合肥产投集团

目前,“合肥模式”也在不断进化。

2022年3月,合肥市高质量发展引导基金成立,注册资本200亿元。合肥构建起“政府引导母基金+天使/科创/种子基金+市场化基金”的国有“基金丛林”。

合肥基金投资容错机制也在突破。合肥相关部门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投资就有风险,但是我们会根据不同基金类型和投资项目类型,给予不同的容错机制,即允许一定比例的投资失败。”但容错是有前提的:前期基金管理人必须对投资项目进行充分尽调,在后续履行出资人责任和投资过程中要全力尽职履责,并对项目运行跟踪及时到位。项目仍因客观原因出现风险可以免责。

东亚前海证券研报认为,“合肥模式”的成功与政府引导基金主导、多层次政策错位扶持密不可分。市场化的投资基金仅关注单个项目的回报率,并不关注项目的溢出效应。而政府引导基金结合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政策,能够从更高层次统筹基金回报率、税收、就业、城市长期增长等多维度发展目标,从而实现多赢。

秦创原总平台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