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游走于理想与现实之间

三

“五四”运动以后，北大的办学环境发生某些变化，学生“遇事生风”，教师罢教索薪，校政管理难度加大，学界期望“恢复五四以前的教育现状”，已难以做到。北大欧美派教授群体参与政治的热情不断升温，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如此，初来北大时揭明“不涉政事”的蔡元培亦如此。梁启超的旧“研究系”甚至期待与北大“清流”合组新党，虽为蔡元培所拒，但后来“好人政府”的出现，确系北大诸君的催生。蔡元培的最终辞离北大，冠以“不合作”，其实主要也是政治原因。

从初期一意办学，到后来分心涉政，看似缺乏定力，实则凸显了知识界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摇摆与无奈。孙中山从“五四”学生运动中得到启悟，酝酿国民革命，而共产党人视该事件为新时代的开启。“五四”的政治成果反过来加倍放大了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功效，恐怕连他本人也是始料未及。不过，北大校庆之际，胡适、李大钊等频发冷静之言，强调提升学术地位和影响，方为根本。

蔡元培在北大最后一年，发表《教育独立议》，主张由教育家办教育，排除军阀政治对大学的干扰，而其中最实质性诉求，是首先保证“教育经费独立”。学校经费拮据，捉襟见肘，1922年冬北大发生“讲义费风潮”，反映了当年办学的窘境和苦楚。北大的这段经历，强化了蔡元培长久以来萦绕胸中的夙愿，即“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他选取的实现“教育独立”最佳方案，便是仿行法国的大学区制。

1927年，蔡元培以“党国元老”身份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他提出变更教育行政制度、在全国实行大学区制议案，获得通过。这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实现自己理想的一个绝佳契机。有观察家认为“蔡先生之进于庙堂，是为了实现他的主张”。此后一年，在浙江、江苏和北平先后试行大学区制，取代省教育厅，由学者组成专门委员会“议决学术教育上一切重要问题”，达致“以学术化代替官僚化”的设想。同时，拟议设立教育银行，划拨各项附税，成立基金，专用于教育支出。

可是，移植过来的大学区制，在中国竟成“逾淮之橘”，大学区内风潮迭起，行政效率极低，重学术而轻教育，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失衡，而“以学术机关与政治机关相混，遂使清高学府，反一变而为竞争逐鹿之场。”

这一结果，大大出乎蔡元培的意料，力推此次变革的诸元老之间亦发生严重分歧，他不得不辞职。至1929年夏，大学区制草草收束，大学院亦恢复为教育部，教育家的理想试验在现实面前黯然退场。有评论认为，这是蔡元培“平生教育理想的一次失败。”此后，他转而从事国立中央研究院的事业，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效力终身……

后人深切感念蔡元培先生开创新教育新文化一代风气的可贵功绩，高度赞誉他的博大胸襟和高尚人格。中外研究者对这位“文化巨子”则给予更多“同情之理解”，认为蔡先生乃理想主义者，他的抱负，大到济世明道，小到自己的学术志向，似乎挫折多于实现。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做成了什么，而在于他究竟试图做什么？应当说，蔡元培一生为理想所驱动，奋力引领民族和国家融入世界文明大潮之中，纵使荆棘满地仍一路前行，堪称为理想而搏击的读书人的典范。

北大学人眼中的“兼容并包”

蔡元培在北大实行“兼容并包”，成为中国知识界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当年的北大学生冯友兰晚年评价说：“所谓兼容并包，在一个过渡时期，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

然而当年的青年教授胡适并不认同，他认为“蔡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应独力扶助新学。陈独秀不同意这一看法，致函胡适谓：“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

梁漱溟在20世纪40年代初写过一篇文章，议及“兼容并包”，视角独特：“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北大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包容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才是真器局，真度量。”正因如此，“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张晓唯，1957年生，天津人，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中国教育文化史、中外大学历史与文化、近世以来文化人物及思想、当代高等教育热点问题等。主要著作：《蔡元培评传》《蔡元培与胡适——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今雨旧雨两相知——民国文化人史事钩沉》《旧时的大学与学人》《蔡元培传》《民国学人的盛年与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