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画像：画布上的内心独白

马萨乔油画《献金》

伦勃朗油画《自画像》

原标题：画布上的内心独白——关于自画像

作者：董维东 《光明日报》（2017年06月16日13版）

所有的艺术作品的呈现都与自身显现相关，作家以文字、歌者以旋律、画家以笔触直抵真实的自我。自画像，在此意义上，等同于一段最旁若无人的内心独白，抑或是，在画布上建起一座缄默的告解室。触碰真实往往伴随着痛楚，然而有能力揭示真实的艺术家不会孤独，因为他以一己的形象拓展了“人的形象”。

一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石碑上就刻着这样的箴言：“人啊，认识你自己。”其实，人类从来就有自我认知的旨趣，它甚至会贯穿一生：当还是蒙昧孩童时，我们就已学会透过镜子，慢慢把自己与世界分开，去确立自身的存在。接着，是咿咿呀呀学语，学着讲出你、我、他；青春期的少年总会被著名的“人生三问”困扰——我是谁，我从何处来，将去向何处？他们常把幼嫩的、尚在成形中的自我封印在一把带锁的日记本里，等待自己破茧而出的一刻；中年人呢，就算终日沉浮于扑面而来的生活，也仍不忘在夜深沉处搅动内心往事，颓然叹上一句“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待到耄耋之年，回首往日之我更会成了日日功课，“敛衽独闲谣，缅焉起深情”。粗粗想过，这大概就是一个普通人的心灵史梗概，人的日子、人的牵念都在这里，人对自己的好奇、探求也在这里。生而为人，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是真的，年年月月需要处理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也是真的。

“认识你自己”，这绝不仅仅出自上古神谕的要求，它更像是人的本能。艺术家也不例外。甚至，正是这群敏感而多思的人，像是掌握了更多“魔法”，更有可能绕过陈旧概念的防卫，直抵真实的自我——作家以文字，歌者以旋律，画家以笔触。最终，所有的作品的呈现都与自身显现相关，就如日本艺术家井上有一那句听来颇为惊悚的名言：“作品，就像跳崖被摔成肉泥般的自我。”尽管每一件好作品中都弥散着作者的灵魂，但我们今日要谈的画家的自画像，恐怕仍可算是作品与作者相关性最极致的表达。

我们并不确知，自画像的历史起于何时。最早，人类的目光是向外求索的，加之先民们普遍相信，绘画含有巫术的力量，不可轻易施于人身。因而，自画像的历史，不会开始得太早。就算时至今日，排斥肖像画的观念也尚未完全消失。比如，人类学家进入某个村落做田野调查，想给村民拍照时，村民仍会四散而逃，因为他们相信，如果自己的影像被摄录下来，那么魂魄也将离开身体，被拘禁在相机里。再比如，鼎鼎大名的法国戴高乐总统，一辈子也不允许别人为他绘制肖像。在很多地区，绘制肖像仍是禁忌，而自画像，更被视为不吉。

自画像大规模的出现，在西方大约可以追溯到15、16世纪，与人物肖像画的兴起有关。文艺复兴松动了神权，人的高贵与人的价值被史无前例地予以肯定。这时，图画里的人物，不再仅仅作为神职演员或供养人的形象出现了，他们开始要求拥有自己的面相、自己的身份，于是，肖像画逐渐风靡起来。在这种氛围下，画家为自己绘制肖像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有趣的是，早期的画家自画像仍有隐匿自身的倾向，他们常常把自己“混入”历史或神话题材里，比如文艺复兴鼻祖马萨乔在《献金》中，会把自己绘制成一位在角落里虔诚的教徒；比如《雅典学院》里，拉斐尔也把头戴深色软帽的自己藏在一个毫不起眼的位置上；就算是自我大到爆棚的卡拉瓦乔，在那幅感人的名作《大卫手提歌利亚的头》中，也只是把自己的脸安置在罪人被割下的头颅上。一颗鲜活的野兽般的头颅——暴虐者的骨骼，灰黄的皮肤，深锁的眉，低垂暗淡的眼，微张的、仿佛仍在低吼的嘴。在画面中，卡拉瓦乔“割下了”自己的头颅，似乎在祈求用鲜血铺就灵魂的救赎之路。

自画像的历史上，除了少数画家倾向于委婉地隐匿在戏剧化冲突下显现自我，更多的画家则选择对自己长驱直入进行描摹。拉斐尔、丢勒、伦勃朗、毕加索、梵高，都是个中高手。画家们逐渐建立起了独立型的自画像模式。这时候，他们不再依托于戏剧化场景与情节、也不再依托于他人的外衣，只用精微的表情以及状态来镌刻自身，所有的完整性也都来源于自身，我即我，独自成立。当然，这得益于艺术地位的提升。特别是17世纪以来，艺术家摆脱了长久以来的工匠身份，他们逐渐被目为天才，可为世界立法。于是，现实世界的法度之外，他们是精神世界里的王，他们理应被记录、被理解、被膜拜。

尽管我们坚持，画家的自画像会比其他画作更显动人，但若大而化之梳理自画像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其与绘画史并无致。就整体面貌而言，肖像画逃不出艺术史的路数：从最开始的镜子般再现物象的模仿论，转而到由内心出发，如灯光般照亮世界的表现论。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跌宕起伏的美学潮流更是一个不落，在自画像中均有体现。

抛开宣言式的艺术理念，在自画像中，在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和陌生的面孔间，我们最容易领受到的，其实是不同时代里对于“人性的整体看法”的变迁：古典时期画家的自画像更趋近于精纯圆熟的造像，有堂堂正正的静定与威仪。与他们对视，就好像所有自然的基本正义都在场，所有罪恶都能被原谅，人像身上尚分有神性的光芒。而在晚近的自画像中，我们更容易看到真实的人类处境：人们好似被带入了炼狱场景：每个人都在孤立无援地负担自己的属性，并承担自己的痛苦。不再有任何超越性的总体，不再有敬畏与神恩。每个人只是脆弱、易变、扭曲、充满自相矛盾，受制于命运和偶然性摆布的个体。卓越的艺术家也许仍会讨好人类，但他们不再粉饰自己。

似乎在自画像中，艺术家会获得更多的底气，来回答这个重要的问题：“人是什么样的？”现代以降的艺术家们，毫不犹豫地奉献自我实验，以一己肉身来修改“人的形象”，并在此基础上，恳切的呈现他们所感知到的世界历史命运。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画像的基础，其实并不是孤独的艺术家选择与世界割袍断义，而恰恰相反，通过对自我的探究，他们一次次澄清并去创造“人”与“世界”更为结实、更为真实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