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克《四体书陶诗》双胞案新辩解分析

原标题：宋克《四体书陶诗》双胞案新辩

林霄

【编者按】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宋克《四体书陶诗并竹窝图》, 在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有一卷与此雷同的‘双胞胎’作品，1985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萧燕翼先生发表论文指出‘故宫本’（下称‘故本’）与‘普林斯顿本’（下称‘普本’）皆系伪作；本文作者关注宋克书法多年，在悉心比对和研究过两件作品之后，对萧先生的“故本”、“普本”皆伪的意见提出不同意见。

2014年10月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梅景秘色——故宫、上博珍藏吴湖帆书画鉴赏精品展》，展品中有故宫博物院所藏宋克《四体书陶诗并竹窝图》手卷一件，长十二米有馀,展示时全部打开，让观众得以近距离、全面地品赏这件宋克书作，笔者在现场观看数遍，流连不忍去。其笔精墨妙，洵为宋克书作精品也。此卷宋克用书楷、行、章草、草书四体书录陶渊明诗四十多首，并画竹石小景《竹窝图》。读宋克题记，知此卷是洪武三年（1370年）宋克于云间徐彦明寓所期间所写作品，分三次写成，具体年款分别是这一年的九月十五日夜、十九日夜、二十四日夜，自以为宋克得意之作无疑。得到展览图录，读《展览图录》的文字说明，却颇感意外。《展览图录》关于这件宋克书法有如下说明：“然而，近年人们发现，在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有一卷与此雷同的‘双胞胎’作品，1985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萧燕翼先生发表论文指出‘故宫本’（下称‘故本’）与‘普林斯顿本’（下称‘普本’）皆系伪作；并认为‘故宫本’为钱博所临仿（金运昌注）。”萧燕翼先生于1985年《故宫博物院院刊》初论此卷即下此论断，再于2000年出版的《书法鉴识》一书中再申此论，2005年萧燕翼著《古书画史论鉴定文集》也收入此文。如此看来，这件宋克《四体书陶诗并竹窝图》在故宫博物院专家的研究之下是被判成伪迹的。

笔者关注宋克书法多年，亦曾发表宋克研究之论文（林霄《以宋克及其贤者帖为中心的考察》，《艺术史与观念史》第18辑，P508，范景中、曹意强、刘赦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故对这件宋克长卷被判定成伪作的结论一直有所不安。于是查检萧燕翼先生的论文，见其主要论据如下：

总的感觉是，“故本”的书画水平要比“普本”略高，竹石小景的画法有出入，但陶诗的书写，虽然“故本”有乌丝栏界格，也有诗篇的多少不同，但其余的楷、行草、草书三体诗，不仅行款完全一致，用笔、结构亦丝毫不爽，其出于一人之手无疑。这就出现了问题：既然款书说明是宋克于庚戌九月间，因寓于友人徐彦明家，而为其所作，那就不可能有同时作两本的道理。第二个问题是：两本书法既然完全相同，可以目鉴为出于一人之手，如此则两本皆伪，亦应无疑议。（萧燕翼《宋克书陶诗并画竹石小景两本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一期。又见萧燕翼《书法鉴识》专著“宋克书法鉴识”一节，广西师范大学2000年3月版；也收入《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古书画史论鉴定文集》，萧燕翼著，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420页）

那么需要沿着萧先生的论据原始证据“故本”、“普本”考察。虽然凭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网上公布的不够清晰的照片初步判断，这两件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因为基于基本判断“出自一手”的“写本”不可能每一个字的布局位置完全相同。但仍需实地考证查看原作再做定论。为此笔者于2016年4月末探访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库房时特别仔细查看了这件“普本”，确信“普本”为临本无疑。并认为“故本”与“普本”之间有着较大不同，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对萧先生的“故本”、“普本”皆伪的意见提出不同意见。

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藏本即《石渠宝笈》、《式古堂书画会考》著录本，没有题跋。故宫博物院藏本未见著录，后有天顺七年钱溥、万历丙戌冯大受、光绪十五年费念慈题跋。

尽管这两卷文字长短不同，“普本”仅录陶诗二十九首，“故本”则如钱溥跋文所述为四十四首。而且用章草所书的十五首以及两次题记“九月望日夜宋克书”、“庚戌九月十九夜书陶靖节真书、章草数纸时已三鼓矣宋克识”为“普本”所无。两幅竹石小景画水平差距较大。虽有这些不同，但凡是所录相同内容的陶诗以及题记皆具有“复制型双胞胎”（图1）的特征。也就是说除了文字内容一致之外，每行字数、每字位置、每字形态皆相一致。若是同一个人写同一内容的文本，不可能去苛求每一字的位置相同，因此这类双胞胎至少必有一件属于以下两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双钩廓填”或“精确临写”。这两卷比较容易排除“双钩廓填”的可能性。那么只要确定这两件是否都是“精确临写”，或是确定其中有一件是母本。疑问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