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良知心学的精神和启示

王阳明画像 资料图片

原标题：王阳明良知心学 结构·精神·启示

作者：吴光《光明日报》（2017年02月04日11版）

一

关于阳明学的理论结构问题，近现代乃至当代众多学者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形而上”的内圣之体的哲学研究，津津乐道于解说其“心外无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哲学含义，而忽略对其“形而下”的外王之用的研究，对其“明德亲民”的民本政治论则略而不论。因此，许多理论文章或学术专著在讨论阳明心学的理论构成时只分为三大板块展开研究，即“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而疏于研究其“明德亲民”的民本政治论。笔者有感于此，特作此文以救其偏。

在我看来，阳明心学的理论结构应分四大部分：

（一）“良知”本体论。

学者通常以陆九渊主张的“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陆九渊《与吴显仲书》）为“心本体论”，故称象山心学。王阳明也多次肯定“心即理”的命题（王阳明《传习录上》），但他进一步探索了“心之本体”的问题，如答徐爱问题时说：“‘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徳’到‘至精至一’处便是。”（《传习录上》）又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又说：“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同上）这是很明确地说明了“心之本体”即“良知”，“良知”即“天理”的观点。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良知”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统一主观与客观的认识主体；第二，“良知”既是“知是知非”的“知识心”，又是“知善知恶”的“道德心”，但主要是指道德心。简言之，“良知”从根本上讲是道德自觉，是德性本体。

（二）“致良知”的方法论。

在王阳明看来，所谓“天理”就是内存于心的“良知”，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是“致良知”，就是用“良知”做标尺去衡量一切事物，这样就能认识事物的道理所在，这就叫“致良知”。

王阳明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他的《咏良知》诗说：“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咏良知四首示诸生》）又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又与克璋太叔书》）

这说明，“致良知”是王阳明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也是阳明学的根本宗旨。

（三）“知行合一”的实践论。

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引《传习录》语）又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上》）

概括地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有三个要点：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所谓“工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第二，“知行”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个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所以，王阳明的良知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

（四）“亲亲仁民”的“民本”论。

这是王阳明良知心学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王阳明一反程朱理学家提出的《大学》首句改本的“在新民”之说，而坚持《大学》古本的“在亲民”之说。他指出：“‘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已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徳’，‘安百姓’便是‘亲民’。”王阳明“亲民”说的基本思想，是保民、爱民与富民，以民之好恶为好恶，主张为政者的根本之道，即是“明德亲民”。这明显继承了孔孟“仁政、爱民”的民本思想传统，而体现了王阳明良知学说的“民本”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