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心”闻：一生为科研鞠躬尽瘁的鞠躬院士

鞠躬院士： 一生为科研鞠躬尽瘁

原标题：鞠躬院士：一生为科研鞠躬尽瘁

■记者 张潇文/图

在办公室见到中科院院士鞠躬时，89岁的他和蔼可亲，正在电脑上仔细看一张图片。他热情地招呼记者：“欢迎你们也看看，这可是我最珍惜的礼物。”这是一张许多图书封面的照片合集，全部都是巴金先生的文学作品，每一个封面上都写着“赠鞠躬”。

书香门第 成长于高规格的文化沙龙

鞠躬院士的父亲和巴金是好友。鞠躬院士微笑着回忆：“我出生的时候，当时巴金叔叔住在我们家，是他把我母亲送到医院，第一眼看见我的是母亲，第二眼就是他，随后我父亲赶来才看到我。”

鞠老告诉记者：“巴金先生下楼时，常常边走边背诵正在看的书。有一次我听见他照例在背诵着，但我分辨不出是什么语言，就问他是什么书，他说是但丁的神曲。当时我家就像孤岛上唯一的一个文化沙龙，我坐在一边听他们谈论。他的朋友很多，我能想起的有郑振铎、靳以、陆蠡、曹禺、钱钟书和杨绛等。”

鞠躬出身书香门第，他的舅公是胡适先生。这样高规格的文化熏陶中，鞠躬院士懂多国语言，英文尤其精通，他的很多医学笔记都是用外文来记录的。他尤其爱听古典音乐，直到今日，喝咖啡听古典乐依然是他闲暇时最爱的享受。

鞠躬是安徽鸡西人，1929年出生于上海，我国现代神经解剖学奠基人；现任空军军医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提出的“脑下垂体前叶受神经-体液双重调节学说”，打破了半个世纪的定论，首创的脊髓挫伤早期神经外科手术开创了国际先河。

“磨破了屁股，脑袋里长了知识”

鞠躬这个名字太特别，其中蕴含的含义令人深思，他笑眯眯地讲述了这个过程：祖父姓周，安徽绩溪人，是位茶叶商；父亲当然也姓周，但因为深感中国历来氏族观念太强，经常有氏族间的怨恨世代相传以致械斗不断。因此，父亲自己起名索非，废弃了姓。他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取名索非，直到许多年后才悟出来“索非”和“求是”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不索非何以求是？”父亲给他起名鞠躬，“大概是希望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鞠躬只是一个没有姓的名字，待到我生儿育女后要报户口时就成问题了。他们姓什么？如果不姓鞠，那他们是谁生的？领养的？不得已，我的儿孙一律姓鞠了，好在百家姓中有‘鞠’。”

后来，鞠躬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湘雅医学院，又升入协和医院的素质班，后分配至西安工作。当时在西安很艰苦，让生长在上海的鞠躬院士难以想象。但他并不觉得怎么苦。他说：“我的性格就是这样乐观，来了就来了。”他被分配到解剖教研室，因为有他喜爱的神经解剖学，鞠院士一有空就泡图书馆。坐硬板凳、泡图书馆，泡得坐骨结节下的皮磨破了。他说：“值！磨破了屁股，脑袋里长了知识。”十年苦读，鞠躬终于可以做独立研究了，他和团队的“听觉束路追踪研究”震动了当时的医学界。然而紧接着的特殊年代，又连番遭遇阻挠；直到1985年，鞠躬56岁时才又有了转机。忆起往事，鞠院士说：“做人要诚实，我当时只填了对自己不利的家庭关系，有利的都不提，虽然比较倒霉，但我一点也不后悔。”

从繁华大都市上海到西部城市，鞠躬的生活水准直线下降，不过他却在这里发现了巨大的宝库，学校的图书馆成了他的精神乐园。此后的几年时间，鞠躬除了教书，其他的时间都扎在了这里。完成了国内首例神经束路追踪研究后，鞠躬又提出了“脑下垂体前叶受神经-体液双重调节学说”，打破了垂体前叶不受神经直接调节的半个世纪的定论。这一成果，让鞠躬在国际上享有了极高的声望。

“科学家的生命在于更上一层楼的追求”

1991年，鞠躬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科学家的生命在于不断地更上一层楼的追求。“为什么要写这句话，因为我当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后，有些同事就说，老鞠你到头了，就是最高荣誉了。但我想不对，我不能停在这了，要一辈子往上走的。”

60年前，鞠躬院士曾经说过一话，“Each day a step nearer to my grave。”意思是“活一天少一天”。同事们问他为什么这么悲观，鞠躬其实很乐观，他说每过去一天少一天，不该珍惜每一天吗？

谈起自己一生的事业，鞠躬院士眼神闪亮：在当时，脊髓损伤是战场和军事训练中常见多发伤，轻者运动受限、重者瘫痪，历来是各国军事医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课题。鞠躬的研究方向，就是要攻克这一难题。在传统手术的基础上，鞠躬大胆创新，率先提出了“硬膜外减压治疗法”。这一治疗方案一经发表，便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002年，鞠躬依托解放军昆明总医院脊髓损伤科，对30例最严重的全瘫患者实施了脊髓挫伤早期神经外科手术。按传统理念，他们已经无法再用双腿站立，可术后三个月，他们中80%的人都可以独立拄拐行走了。

1985年，他建立了全国首个神经生物学教研室。此后的几十年里，这里不仅创造出有世界影响力的科研成果，更为祖国培养了许多高层次医学人才。

“钱学森之问”让他一生实践创新教育

“我一屁股坐到桌子上，用身体模仿一个‘胃’的运动，来给学生们讲述，很受欢迎。”一生为师，鞠躬的创新教学一直很受学生喜欢。他很关注钱学森的世纪之问，一心要为祖国培养创新人才。鞠躬很谦虚：“钱学森之问让我知道，我以前不过是个好教书匠、好的老师，一定要学着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这是我的责任。照本宣科，学生们没有兴趣的，所以我的课堂上，着重剖析医学成就的发现过程，还原创作者的发现思路，一点点启发学生。”

1983年，还是副教授的鞠躬被教育部特批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在对学生的培养上，鞠躬始终要求非常严格，甚至给研究生立下规矩：凡违背科研道德的一律开除。回忆这一段，鞠躬说，抄袭是万万要不得，曾有个学生有过抄袭，本来要开除的，后来考虑学生的前途，让他自己退学了。

“与真理为友”，是鞠躬经常鼓励学生的话，他的创新思维让一代又一代学子受益。樊洪是鞠躬在2010年招收的研究生；博士毕业那年，鞠躬希望他能在脊髓损伤治疗上进一步创新，要在病人脊柱完全断裂的情况下恢复神经功能。 后来，樊洪做了一个大胆的创新，通过特殊的技术，给已经断裂的脊柱两端架上一座桥梁，让营养和神经通过，这一创新手段填补了国内神经解剖学的空白。 最终，樊洪的论文发表在了英国的《脊髓》杂志上，在医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了鞠躬很器重的助手。

“我只不过点燃了一支蜡烛而已”

工作了65年，鞠躬荣获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八五”全军后勤重大科技成果奖、原第四军医大学首届教学终身成就奖。在从教65年的时间里，鞠躬带出了67名博士、65名硕士，还有不计其数的本科生，他的学生张旭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的学生用诸多事例来说他是“一代恩师”，但他说：“我对我自己这一生的评价是没有什么伟大的业绩，只不过点燃了一支蜡烛而已。这是我的真心话，比起很多大师、名家来，我只能是一支蜡烛。”

目前，89岁的鞠躬每天上班。他目前研究的重点是免疫系统对神经系统调节作用。每天回家听7岁的孙子弹钢琴，就是他的享受。鞠躬院士笑着说：“我有架钢琴，是70岁生日时买的，可是实在太忙了，没有时间学习，竟然闲置了20年。只好抚琴叹气了，这一辈子我跟钢琴就没缘分了。”好在小孙子有着难得的“完美音准”，学琴进步非常快，让老人的业余生活很感宽慰。有人写了一幅字“大家风范”送他。他幽默地回应说，应该写“小家弊玉”，弊病的弊。人们称他为“泰斗”，他回应说：“实际上我从来不接受‘大师’的称号，更不是‘泰斗’。我认为能当一个好漏斗就不错了，能滤掉糟粕，留些精华给后世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