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民族先锋 爱泼斯坦笔下的中共抗战细节

在延安枣园，毛泽东主席接见来访记者团中的六位外国记者。后排右起：毛泽东、史坦因、夏南汗；前排右起：福尔曼、爱泼斯坦、普金科、武道。 黄浣碧供图

1944年，毛泽东在接受爱泼斯坦采访之后，将一幅亲笔签名的画像赠送给他。至今，这幅画仍然挂在爱泼斯坦的家中。    黄浣碧供图

原标题：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爱泼斯坦笔下的中共抗战细节  

本报记者 苏同敏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社会上却涌动着一股否定中国共产党抗战砥柱作用、夸大美化国民党抗战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思想理论界造成很大混乱。

新星出版社刚刚出版了一套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Epstein）的“战争四部曲”作品集，有《人民之战》、《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和《从鸦片战争到解放》。这四部著作都是以中国抗战为主题，是作者长期奔走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亲历两条抗战路线之后写成的新闻纪实作品，在国际社会产生过广泛影响。特别是《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以作者亲身体验和真实记录，描述大量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世界重新发现了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力量。

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造谣中伤
    1944 年，国民党当局不得已组织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组团出访延安。爱泼斯坦是六名外国记者团员之一。1995年，80岁的爱泼斯坦在回顾这次难忘的采访之旅时写道：“此行非同一般。从某种意义讲，它确实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对世界舆论来讲，这是一次发现，一次重新发现。”

爱泼斯坦之所以用“重新发现”这个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具有的政治、军事潜力，长期以来一直被国民党的谎言和新闻封锁所掩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政策以外，还实行了非常严密的新闻封锁。

1936 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与帮助下，埃德加·斯诺前往陕北苏区访问，成为第一个采访红色区域的西方记者。他于次年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世界范围里大放异彩。继斯诺之后，1937年至1939年间，也出现过其他外国记者及访问者所写的有关延安的报道。但是从此之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国民党不允许任何外国记者前往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访问，采取一切手段控制介绍共产党领导军民抗战和边区建设的真实情况传播出去。

直到1944年，在驻重庆外国通讯社的不懈斗争和来自盟国的直接压力下，这种封锁才被突破，国民党才决定允许外国记者组团出访延安。为控制舆论，国民党设置了种种苛刻的限制条件，包括访问团由国民党宣传部代表带队、甄别记者政治倾向、每篇稿件须送审等。其中一项要求，“对共产党地区的所见所闻不予适当批驳是不准发稿的”。为此，记者们“都提前储备了适当的批驳之词以备用于发自延安的通讯中”。

即使如此，稿件发表依然不顺畅，国民党当局对稿件故意拖延十天半个月才发出，并严格限制字数。爱泼斯坦在写给妻子爱尔茜·邱茉莉的信中沮丧地抱怨：“每天正式电讯中才播出我们几个人加在一起还不到2600字的新闻稿，少得可怜！”

《在山西最北端的黄河岸边，一个美国飞行员获救》一文记录了美国战斗机飞行员约瑟夫·巴格里奥上尉的飞机被日军击落后，得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救助的事情。然而，这篇通讯却被“枪毙”。

新闻封锁之外，是无端的造谣中伤。一是指责共产党种鸦片。关于记者团中有人散布共产党种鸦片的指责，爱泼斯坦专门去了“一些极其闭塞的村庄”，“而那里有许多地方都是别人特别告诉我们去寻找鸦片的地方”，“两个月都未能发现确定上述指责的任何证据”。最后，他气愤地写道：“根据这些事实和考虑，本记者愿以本人的职业声誉作为担保，明白无误地声明：所有一切最近在中国和国外谈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正在种鸦片的罪状都是无稽之谈。”二是散布延安作风混乱。对此，爱泼斯坦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记者团团长）谢保樵（硬说延安性关系很乱）是在胡说八道。此地男男女女作为同志在一道工作，相互平等，相互尊重，我们看到的婚姻关系都很好，正常而且牢固，建立在共同工作和利益的基础上。”

新闻封锁使共产党的抗战在一定程度上不为人所知，造谣中伤又对共产党的声誉形成很大损害。无论是新闻封锁还是造谣中伤，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粉饰国民党自己的功绩。然而，让人失望的是国民党却在正面战场溃败，接连失去大中城市，如何粉饰也改变不了事实。

 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
    “当我们进入共产党地区，我想我们会从军民严峻的面孔上看到由于对这一贫瘠边区实行经济和军事封锁而留下的阴影，而这些人主要是靠了信念和决心在那里支撑着。”这是到达根据地之前，参观团对延安的预想。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让中外记者感到惊奇的是，参观团所访问过的每一个士兵、农民和工人——不论识字与否——都已经知道五天前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将对加速抗日攻势产生直接的影响。他们还看到了陕北的变化：“十分荒凉的陕北现在已变成一个实行精耕细作、牛羊满山、手工业发达的地区，人民丰衣足食，驻在这里的八路军部队是我在中国各处所看到的穿得最好、吃得最好的部队之一。驻军夏天种地、冬天集训。他们现在能自给自足，不用农民负担。”

前来迎接参观团的是八路军战士和他们的司令员王震。“他们成天又笑又唱，你可以想象，他们是惯于从地狱的一头进去，又从另一头出来的，出来时只是脸黑了一点、 汗多了一点，脸上依旧挂着笑容，武器依旧擦拭得锃亮，子弹带上依旧缠着鲜艳的红布条，并且依旧充满了好奇心，恨不得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把外部世界的一切事情都问个明白。”……“在中国其他地方，农民看见大兵，总是满面愁容，一言不发，在这里，农民却拉着战士们问他们护送的这些奇形怪状的人（我们这些外国人） 都是些什么人，给战士们送来热腾腾的茶水，在休息地主动为战士们遛马。总之，老百姓对战士们就像是对出远门回来的家人。”

陕甘宁边区每隔三四年便遭旱涝灾害。八路军意识到在这种地方生存，好年景的收成要有较大的增长，那样老乡们才能有些积蓄以度过歉收之年。于是便鼓励人们组成“变工组” （一种10到15个人及其牲畜组成的农业合作形式）进行合理化耕作，节省下来的劳动力用于开垦荒地。“我从一个由11个老乡组成的小组得知，从前每个人都需赶着牛车到地里施肥、播种，现在3个人管理着所有的车辆，其他人手就完全可以干别的活儿了。在地头烧饭，过去一个人要花两小时生火把饭烧好，现在一个小组只要一个人烧饭就够了，相当于一天节省两个劳动力。”

在延安，“人们的生活习惯既简单又随便。你经常不知道他是一个小合作社社员或是中央委员会的大人物。……客房的服务人员都是因为伤病而退下来的士兵，他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和毛（毛主席）的工作一样重要，并且干得都不错。……每人都种点菜，纺点线，织点儿布，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小分队也出去帮老乡收庄稼。……人们兴高采烈，对未来充满信心，这种生活不只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也是他们亲手创建的。”

正如爱泼斯坦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美国人（在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对这里的一切看后很激动，对此，他们羡慕、惊奇不已。这里的一切都不错。……亲爱的，我真希望你也能来这里亲眼看看。这是未来新中国的模型。这是民主，不是自封为人民的朋友的人在为人民办事，而是人民自己在为人民办事。”

爱泼斯坦的作品材料扎实、语言平实，但观点鲜明，预见性强。1939年他就认定“人民之战和全国统一战线保证胜利必将属于中国”，1944年就预见“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作出如此判断是相当了不起，也足见其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了解之深入，足见其对国民党和共产党认识之深刻。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但其以先进正确的政治主张、英勇顽强的钢铁意志和身先士卒的模范行动，一直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列，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是名副其实的抗战领导力量。

中流砥柱这个词，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以形容中国之抗战，绝非言过其实。因为共产党最早举起抗日旗帜、组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最早倡导、积极组织、诚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总方针；中国共产党人在全民族抗战中以先进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历史虚无主义者认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游而不击”，对抗日战争没什么贡献。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事实上，朱德总司令在接受爱泼斯坦采访时指出：“经过艰苦斗争，我们在敌后建立起一个新的前线，一支抗日的新军。正是因为敌人经常被迫分散兵力以对付我们，正规前线多年来才得以稳固。譬如洛阳，如果没有八路军在黄河北岸，就不会这么长时间留在中国人手里。”

特别是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游击战逐渐成为全面抗日战争的主要作战方式，日军基本上停止了在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逐渐以主要兵力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成为抗击日军的主力，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爱泼斯坦《在敌后》一文详细记录了八路军拔除日军碉堡、摧毁敌人据点、优待战俘、瓦解伪军、救治伤员、武装人民、攻击城郊、军民鱼水情等等详细内容：“尽管他们在武器装备上不能对付敌军大部队的集中攻击，八路军和它的辅助军事组织却总是采取攻势，使敌人中计，打击敌人的弱点。这样不仅使敌人蒙受损失，煞敌人威风，并缩小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控制区，扩大八路军管辖的地区和人口，而且有利于防止敌人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队和人民进行报复。因为各地的日本人都不得不经常处于防御地位，不可能就地集中优势兵力，而从他处调集兵力必须是一个由更高层次作出的战略决策。”

《华北之行》指出：关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地区最引人注目的事，就是他们组织生产和进行战争的深度和广度。国民党统治区当前困难的处境则是，尽管它有一个颇具权威形式的政府，它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爱泼斯坦不无感慨地写道：游击战意味着首先是武装部队打击敌人，而由人民承担责任。人民愿意这样做是出于抽象的爱国主义，还是因为部队关心群众， 或是因为对待老百姓像亲人一样？即使有世界上最好的愿望，人民也不能承担得更多，除非有人对他们的生活帮一把，在有战事的地方生产出能维持生活的粮食，从敌人的报复行动中得到保护，也就是说，打敌人比屈服于敌人生活得好一点，富裕一点，更自由一点。共产党地区各个根据地目前的情况证明了以上那些事情都做到了。

《在山东敌后》一文记载，日军在这一地区派驻了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建起2000座碉堡和据点，挖了长达2000英里的“封锁沟”，力图用每年发动几次“扫荡战”来摧毁根据地。……但是八路军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总是可以避开敌人铁掌钢指的搜索，而且还打击这只铁掌的神经中心，打得这些钢指只好缩回。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卓有成效，还吸引了大量西方人关注敌后战场、愿意与中共开展战略合作。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第三任组长威尔伯·彼得金在政治上属于右翼，他在根据地期间也从不掩饰自己的反共立场。通过对敌后根据地长达四个月的考察，彼得金对晋察冀军区政委程子华等人表示：“我虽不同意你们的主义。但你们所做的一切我都非常同意，并且予以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