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硬汉,印象景斌

印象景斌

我坐在书房里，随手翻阅着他的那一大堆著作，细想了一下，我发现文艺行当的事情，几乎都被他干过了。在文学上，他几乎是全攻型的选手，诗歌，散文，随笔，评论，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样样都有，而且样样都创作量丰富，甚至连格律古诗都不放过；于音乐，他是既能做词又能写曲儿的内行，乐器也玩得有模有样，虽然从未进入过专业队伍，但那水平绝对不输专业音乐人，我细想了一下，在相交往的二十多年里，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听过他唱歌；这些年文人写字似乎是个时髦的事情，景斌于此几乎从不发言，但他的书法功夫之了得却也是我的文人朋友中所仅见，他正楷抄录装裱了送给我的金刚经挂轴就在我的书房里放着，而我写字用的印章，也是景斌所制，于此行道他已经不是票友而是专业级的了，但他从不以此炫耀，全不把这当事儿，这一点上他已经把许多毛笔字歪歪扭扭的文人拉下一大截子，当然我说的不仅是字的功夫，而是境界；而景斌最近的壮举，则是一部三十集的长篇电视剧本，初稿二稿地写下来，近百万字了，他竟然不动声色地完成了，简直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我原以为自己很了解这个朋友，但这次却让我不得不又一次刮目相看。几十年下来，景斌已经是全国知名的诗人作家，但他却一直都是业余的写作者，一直做着最为消磨人的机关工作，在职业与自己的文学事业之间，他到底是怎么平衡的？他的时间是从哪里偷来的？作为老朋友，每想到此，竟有些惶然，我对他的了解有多少呢？非常之事后面，必然是一个非常之人在用力，但我对他的非常之处，了解的却是如此之少。突然想到约翰•列侬的歌，“一个男人要走多少路，才能将其称做好汉；一只白鸽要飞越多少道海，才能在沙滩上入眠；一个人能多少次扭过头去，假装他并没有看见；一个人要仰多少次头，才能真正望见苍天……”而我这个老朋友，此刻也只能让我感叹，“答案在风中飘摇”。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曾经为他的诗集《景斌抒情诗一百首》写过一个印象式的短评，开头说道，景斌面善，口讷，古道热肠，拙于论辩，我的意思是他诗里的精彩和现代意识与他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反差；八年前，他把长篇小说《马兰花儿开》的书稿拿给我看的时候，我很吃惊，他从未说过要写长篇，却悄然出手，甚至不仅一部，他说还有两部书稿在修改中；前年他说还有一些散文随笔没有结集，想拿出来出版，待我拿到书的时候，却是那么厚的一本《一群蚂蚁在大树下生活》，近四十万字质量上乘的心语，又一次让我吃惊了。我觉得他大概就是一只只做事不说话的勤劳的蚂蚁吧。我很看重他的这本集子，容我抄一段他在后记中的话，“人生其实是没有多少脚步可以扬撒的，迈出去是一种珍惜，收回来也是一种珍惜，大抵一概不会那么随随便便。这究竟是时间的缘故，还是有限的感知进入无限的存在所产生的珍重和吝啬？我没有细细去琢磨。”景斌说是没有琢磨，其实他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修行，时间既久，必有境界。再听他说，我觉得那应该是理解他的众多钥匙中的一把钥匙吧，他说“我终于可以将自己放下了，那是将事业和职业、陪伴和跟随、主观和客观放下之后惯性造成的舒身运动；我终于可以将不属于我的重负卸掉了，因为我拥有了用时间积攒起来的那么多的记忆。它们永远都不会离开我，就像我永远都不会离开它们一样。至于是否会在必要的时候辉煌那么一下，那已经不是我关注的问题了。”他写出这样的心语，我以为境界已高。一个男人要走多少路，才能将其称为好汉？景斌在我看来，不仅是生活里乐于助人的兄长，更是文学行当里的好汉，而这个男人走了多少路，路上遭遇了什么，答案似乎也不全然是在风中飘摇，而是可以在他那几百万字十几本大书中去找的。在《负重的心灵》开头，他引了学诚大和尚的话，“人生就像一趟旅途，不能带太多随身的行李，否则一路上都在照顾行李，况且旅途中还会累积，行李负担愈来愈重，根本不会感受到旅途的愉快。”我想，景斌是真正懂得“放下”的人，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甚至大多数时候在做与文学全然无关的事情，看上去忙乱，但我能想像得到，他一直是懂得做人生减法的人，减到能让心灵自由的时刻，一个好汉凛然站立，景斌是一个文学好汉，更是一个生活中的好汉。

我现在闭上眼睛，看到一个敦厚的兄长般的景斌，看到一个性情时像孩子样激动的景斌，看到一个默默在我旁边不紧不慢走路的景斌，看到认真执拗的景斌，看到有时会叹气和忿忿的景斌，看到总是不吝夸奖朋友的景斌，但我得承认，我从未看到过埋头写作的景斌，然而就是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候，他把那些精彩的作品写出来了，我知道那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那个景斌。

作者简介：

秦巴子，著名诗人，《秦岭文学》编辑部总策划，宝鸡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其长篇小说《身体课》曾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50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