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近日在京接受专访：事多，会多，还要写东西

贾平凹近日在京接受专访：事多，会多，还要写东西

贾平凹至今还有很强的写作欲望。他认为首先要写得像，然后要写得真，写出人和人之间真实的事情，真实的气息。要写得真，就要投入感情；要真地了解这个社会，就要真的投入感情。

作为个人来说，当然希望自己的一生越来越好，故乡越来越好，城市越来越繁华，一切东西都好；作为作家来说，他和他的作品，都在呼唤人能活得更好一些，社会能更美好一点。

要更好的人才出现，更好的梦出现，国家需要提供一个宽松、开放的大环境。梦实现得越好，国家也才会越来越强大。

最重要的是

背后的“气息”

“事多，会多，还要写东西。”2013年11月5日上午10点，贾平凹在北京接受记者专访。前一晚，睡得很不好，脸色发黄，看上去很疲惫，因为不习惯酒店的床，太软了。

“我们常听到由衷的盛世之说，也常看到惊心的危机之相。改革在深化，社会进入转型期，从未如此富裕，从未如此焦虑贫富差距、分配不公、腐败泛滥、诚信丧失，连同社会问题，信仰问题、法治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这个时代决定了我们的命运，用文学记录、表达这个时代。”贾平凹用浓浓的陕西话说。

记者：处理切近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似乎是中国文学的一大难题，总是吃力不讨好？

贾平凹：现实生活比较难写。相较于历史上、解放前的东西，写得放松，因为写的是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事情，作者可以随便写、随便编，但现实的东西不能走形，一走形大家就都看出来了，很多东西你是编不了的。

严格讲，现在作家脱离生活，脱离现实，靠想象、靠社会新闻写作的现象比较严重，不去真正参与到社会里。但你在媒体上看到的对现实的报道，和你真正到下面去看到的，还是两回事。人和人之间、故事背后，它有最重要的“生活气息”在里面。你如果纯粹只写一个事件，但不到现场去具体了解，你获得不了它背后的气息。

而当作家鼓起勇气走进现实、描写现实的时候，又会面对很多禁区，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在写作时，有意无意地都会考虑到这些要求。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是，我把我知道的、看到的写下来，在我这一关上我力求真实，至于作品能不能出版，那是另一回事。

你对这个社会抱着很大的感情，研究社会的走向，对社会的焦虑、社会的忧患，不是嘴说的事情，要真正操那个心。可笑得很，好像在操总理的心一样。你对社会的研究越深，你对社会的发展有越深的焦虑，你对社会前面怎么走有一个超前的预期和把握，那你的作品就不可能出现很多荒唐离谱的笑话。

写作时

不能有纪律

记者：《带灯》里涉及维稳、上访、拦访，可以说是很当下的中国现场。当初怎么想到要选择这么“严重”的切入口来写？

贾平凹：《带灯》里牵扯到维稳的事情，是因为改革发展到了目前这个程度，出现了这个现象。我不想纯粹写一个案件。我认识一个乡镇干部，他常常给我发信，把他每天干的事情都详细讲述给我，开什么会，做了什么……我在西安，就把一个乡镇每天的工作，像屏幕一样全部展现出来。后来我去到那个乡镇，他带着我到处看、去听、去感受那种氛围。从这里打开了缺口，有了创作的欲望。作品里，一部分是这个人、这个集体发生的事情，另一部分还是我老家发生的事情。大的是这两方面的素材，形成这个作品，表现的是基层政府的日常生活。

当时我有害怕过出版不了，因为“出版是有纪律的”，但“写作是自由的”，纪律是出版社、杂志社来卡，我在写作时不能有纪律。

后来给到《收获》和《当代》的编辑，他们表示没问题，因为现在很需要这样的作品，就发表了。没多久后，中央出了个规定，对上访人不能拦截、扣押之类的。我觉得，许多社会危机，全民都在关注，形成一种态势以后，要来解决问题。问题不是能遮蔽、掩饰的。

文学作品的功能不是这些功能，但是作品一旦要写到社会，涉及社会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文学作品纯粹追求这个不对，但全都剔除掉也不对。应该是遇到什么东西、该写什么，你要能自由地去写。